唐吐蕃时期汉藏艺术的交流是西藏艺术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建寺奉佛的传说，与后代不同的藏文史书记载及当地的民间传说叙述的内容相呼应，形成整个藏族聚居区东部特有的“文成公主情结式”汉藏文化氛围，纪录着唐吐蕃时期这一地区汉藏文化交流的胜景。
青海瞿昙寺永乐莲花手菩萨
唐吐蕃时期汉藏艺术的交流是西藏艺术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在西藏与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的接壤地带，发现了很多吐蕃时期的造像、碑铭、棺板画及织物、金银器等，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西藏艺术史研究的面貌。如青川藏边界地区很多有明确纪年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摩崖或石雕造像，与造像相关的藏汉文榜题记载了佛与菩萨的名称，甚至记载了造佛的汉、藏、党项诸族的工匠人名：如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贝沟大日如来摩崖造像、四川察雅丹玛扎、仁达大日如来造像等。这些造像都伴随着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建寺奉佛的传说，与后代不同的藏文史书记载及当地的民间传说叙述的内容相呼应，形成整个藏族聚居区东部特有的“文成公主情结式”汉藏文化氛围，纪录着唐蕃时期这一地区汉藏文化交流的胜景。然而，川青藏边界的造像系统与藏族聚居区腹地造像或印度佛教艺术却甚少关联，图像配置与瓜州榆林窟25窟清净卢舍那佛与八大菩萨造像基本相同，属于源于佛顶尊胜的胎藏界禅定印大日如来系统，而与10世纪至11世纪吐蕃本土出现的释迦牟尼与八大菩萨的造像体系略有差异，是公元8世纪至9世纪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对吐蕃的强力影响。其中重要原因是吐蕃在西域盘桓近两百年，占领敦煌70年，与在西域经营的唐人和其他民族在西域敦煌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了盛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连续剧”，奠定了我国各民族相互交融的基础。
莫高窟365窟古藏文榜题就提到了主张唐蕃“舅甥一家”的赤热巴巾赞普；在中唐时期的诸多洞窟壁画所绘《维摩诘变》与《涅槃变》壁画中留下了赞普及其部从的身影，这是现今见到的最早的吐蕃赞普及其部从的群像，其列队礼佛的造像形式沿袭了汉地自魏晋以来盛行的皇室礼佛的图像样式；榆林窟25窟壁画则展示了唐蕃居民青庐成席、其乐融融的婚宴场景，《弥勒变》壁画的古藏文的题记说明了吐蕃供养人如何施建了这座著名的窟室；榆林窟15窟壁画的天王图像更是吐蕃北方天王像的早期例证，说明吐蕃艺术家如何将“于阗毗沙门天王”满贤夜叉改造成后代造福千家万户的财宝天王和布禄金刚，此铺壁画是汉藏北方天王造像样式区隔的重要标志。饶有意味的是，虽然中晚唐所见毗沙门天王形象完全是吐蕃人的创造，然而，这位吐蕃天王图像更多被汉人用来作为克敌制胜、保护城池的战神，如同洮岷地区各民族信奉的明代汉人大将常遇春。将其他民族的武士或神灵，尤其是战神，作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是整个中国佛教美术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现象，实际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佛教艺术传播过程中的不断交往与融合，唐吐蕃时代护卫于阗城池的毗沙门天王，西夏元时代的西夏人、蒙古人和藏人共同尊奉的破城陷敌的大黑天，清代北京城的保护神、北海永安寺供奉的格鲁派的大威德金刚都是如此情形。
西藏山南扎塘寺11世纪壁画菩萨局部
出自敦煌藏经洞的9世纪绢画或旗幡画，亦是现今存世的最早的吐蕃卷轴画，与后世唐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如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不空绢索坛城》，创作年代在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这幅绢画的菩萨造像与此后的大昭寺早期壁画中的菩萨像，与夏鲁寺般若佛母殿壁画和莫高窟465窟的菩萨图像亦有继承关系；伦敦大英博物馆藏《金刚手》绢画背面带有藏文题记，有吐蕃艺术的风格特征；另一幅带有藏文题记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坛城》甚至出现了磨醢守罗天王的早期双身图像，回应了唐代敦煌密教是否存在无上瑜伽密的问题：唐密中存在无上瑜伽密。与敦煌藏经洞绢画作品相呼应，出自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寺的“唐卡”保留了敦煌绢画的形制，是西藏现今最早的“唐卡”，在西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11世纪至12世纪前后的西藏架上绘画借鉴汉地卷轴“宣和装”装裱式样形成定型的唐卡，唐卡的两条飘带“鸟嘴”就是宣和装卷轴的“惊燕”，汉文画史材料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和邓椿《画继》则记载了最早的“唐卡”作法。敦煌莫高窟晚唐密教洞窟如14窟、156窟窟顶壁画菩萨，莫高窟10世纪的76窟的《八塔变》等都有确定的吐蕃波罗风格。新疆9世纪前后的佛教雕塑与壁画、柏兹克里特石窟壁画所具有的后期“于阗”样式对西藏艺术同样有较大的影响。然而，与敦煌吐蕃风格艺术的连续性发展形成对比的是，西藏艺术史上10世纪前后是吐蕃历史上由于朗达玛“灭法”以后导致的“黑暗”时期，存留的美术作品例证极少，汉地敦煌10世纪石窟壁画正好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自此之后，敦煌、“于阗”等地的造像样式涌入西藏，形成了山南吉如拉康寺、扎唐寺，日喀则地区的艾旺寺、聂萨寺等具有“敦煌遗韵”风格的雕塑，成为后弘初期重要的作品留存，也使得11世纪至12世纪成为西藏艺术史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实际上，唐吐蕃时期的汉藏艺术在“于阗样式”上有形成第一个交汇点。于阗由于处于佛教艺术传播的节点上，由印度、中亚一线传入的佛教艺术在此向唐蕃及邻近地区传播，恰巧汉藏两种文献对于阗佛教，特别是对于阗佛教艺术的传播有非常详尽的记载，于阗的佛教艺术对唐蕃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如汉地的旃檀瑞像、藏地的释迦牟尼与八大菩萨以及后代的利玛佛像：在汉地形成以尉迟乙僧等于阗画家“屈铁盘丝”等平行细密衣纹式样为代表的绘画风格；在藏地则主要传承了来自于阗的僧人创作的“李域”样式的雕塑，两者在“于阗毗沙门北方天王”图像样式上有一个重合，并各自按照独特的路径传播至11世纪，藏地如卫藏有带有于阗风格的寺院雕塑，汉地则可见如梁楷《释迦出山图》所透露的早期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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