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拥有独一无二的雪域风光；作为距离太阳最近的民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以藏传佛教艺术为代表。公元7世纪以来，藏传佛教艺术持续向内地延伸，与汉地艺术日趋交融，促进了汉藏艺术双向的发展。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在我国多民族文化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藏传佛教艺术的瑰丽画卷仍在持续打开。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史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格局。

　　西藏艺术，西方艺术史学者很长时间都称为“印藏艺术”或“印度、尼泊尔-西藏艺术”，看作是印度、尼泊尔艺术的支流。意大利藏学家图齐教授在其论述西藏艺术的专著《穿越喜马拉雅》《印度-西藏》与《西藏画卷》中，指出西藏艺术与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贯通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屏障，界定了西藏艺术的逻辑归属，形成印度-尼泊尔-西藏艺术的表述格式，成为过去几十年西藏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主导话语权。

　　我们不否认西藏艺术与印度、尤其是与后期尼泊尔艺术的继承关系，我们也正在探求西藏艺术与中亚古代艺术的风格渊源，我们希望将西藏艺术置于佛教艺术自古至今持续不断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中找寻其最耀眼的光芒。不同民族基本信仰的共性决定了民族间文化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为此，我们还要关注藏民族基本信仰与佛教信仰的承继关系，关注藏汉之间从民间信仰至佛教信仰的文化联系，这样才能理解藏传佛教艺术除了11世纪盘桓于吐蕃故地的藏西拉达克等地、14世纪前后曾逆向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影响纽瓦尔艺术之外，主要是也只能是向东传播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从深层信仰来看，藏汉满蒙古各民族的神话都是属于东亚农耕和中亚草原民族萨满类型的神话，如天降神人于山顶的祖先神话，“玛尼”和敖包的山神崇拜等。这些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神话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或文化圈系统。在此基础上，汉地的四象与五行信仰很早就传到了吐蕃，进入藏族的民间宗教。五行观念大约在11世纪前后形成风马图案布置，在宋代蜀中雕版印刷兴起，“禄马”或纸马信仰进入西藏后，演变为遍布藏族聚居区山川河流、村镇屋宅的最基本的信仰和民族的“徽帜”——风马经幡。与此同时，印度13世纪以后逐步伊斯兰化，藏印之间的联系几近中断，与汉藏艺术之间上千年不间断的联系相比，藏印艺术的联系确实要微弱得多。事实上，唐蕃早期汉藏艺术的交流远比印藏艺术的交流密切。印度金刚乘艺术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在后弘初期的11世纪才集中呈现，促进了西藏艺术的复兴，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影响西夏元佛教艺术的卫藏波罗风格，成为藏传佛教艺术最重要的样式之一。

北京故宫奢华的清代罗汉唐卡

　　从公元7世纪至20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持续东渐，与汉地艺术的关系日趋紧密、风格样式互相借鉴，形成了一种具有可辨识特征的“汉藏艺术风格”，即一种蕴涵藏传佛教仪轨但又脱胎于汉地美学思想而略呈装饰意味的汉藏佛教造像系统，两者佛教义理相同，但神灵系统属于藏传佛教，背景佩饰则来自汉地系统。此种风格随着时代的演进，其中的汉藏成份或有变化，但两者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消弭，形成一种具有两者审美趣味并可形诸实践的绘画与雕塑手法，并将对这种样式的喜尚固化为汉藏民族的审美标准而驻留于信仰者或受众无意识的自觉之中。这种成熟的风格促进了汉藏艺术双向的发展，是我国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史的集中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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