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他依然刻苦学习。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入党和考研究生。他没像很多人那样考上了大学就算大功告成，他仍保持高考时的那种劲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拼命地努力。他觉得残疾并不是太可怕的事情，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上大学的第三年他人了党。1989年5月，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外语硕士研究生。一个农家子弟终于走进了首都的最高学府。在这所学府里他不但学到了更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人世的温暖也得到了最深刻的体验。

　　临近毕业，导师考虑到徐方赋的身体能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工作，便劝他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矫正手术。但昂贵的手术费使他不敢奢望。导师拿出了2000元，同学们也纷纷捐款。最让他感动的是一位英国的外教，在临回国前托人给他带来一个信封，里边有650元钱，还有一封信：这点钱是我要回国时卖废品挣的，我留着也没用，留给你。徐方赋太了解这位外教的苦心。她是用英镑换的钱，但怕伤了他的自尊，而采取这种变换的方式。

　　手术还算成功，他可以拄拐杖行走了。

　　研究生毕业后，石油大学（北京）接收了他，从此，这位残疾人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徐方赋的母亲曾经担心他的残疾儿子活不长，吃不上饭，后来又担心他娶不上媳妇。而现在这些，对于徐方赋来说已不算问题。徐方赋娶了媳妇，而且是一位很体贴他又很漂亮的媳妇。在常人眼里徐方赋应该感到有一种归宿了。而徐方赋想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满足，也

　　徐方赋正在授课。不仅仅停留在我已不是社会包袱的水平上，他觉得他应该同社会上所有有志向的人一样，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他的天地只有三尺讲台，而他面对众多的学生却是一个博大的天空。教书育人责任重大。

　　初上讲台，徐方赋难免紧张，而学生们面对这样的老师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许头几节课徐方赋是失败的。徐方赋感到内疚，但更主要的是他又像高考时一样鼓起了新的勇气，不能误人子弟，我要让学生在每节课都能得到最充足的知识。他认真编排教案，仔细研究教学方法，有时备课备到深夜。课余之时他还阅读各种书籍。用他的话说，我肚里有一桶，才能给别人一瓢。他的课讲得越来越有声有色，连挑剔的同学在他班里上课都感到放心。1993年这位只有二卜几岁的小伙子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而且大受这些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研究生们的欢迎。

　　由于他课讲得好，课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周23节，有时一天就8节课，每每讲到最后一节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里飘出来的。讲课是个累活，尤其对他这样的残疾人更是如此。他在家里做饭，站上5分钟腿就发酸，所以他宁可做最简单的饭菜。但在课堂上，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厌其烦直到讲透为止，腰酸腿痛的程度只有他媳妇知道，因为他一回家就躺到床上呻吟不止。

　　1996年，因教学质量高和全年700多学时的工作量（是一般教师的3倍多，列全校第一），徐方赋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年他31岁。

　　面对徐方赋，我们这些肢体健全的人，真应该仔细思考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