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9日子夜，喜峰口再一次成为兵马集结之地，109旅旅长赵登禹奉师长冯治安之命，派王长海217团为先头部队星夜赶赴喜峰口接防。9日正午，王长海团及赵登禹所率大部队陆续抵达喜峰口，在立足未稳之际，日寇便发动炮击，辅以骑兵冲击我军阵地，重炮如雨，势如疾风。
 

　　任振儒，土生土长的喜峰口人，现在是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馆的馆长，他的父亲当年曾在喜峰口镇开始中药堂，为29军官兵送药疗伤。
 

　　任振儒（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馆馆长）：3月9号的下午赶到喜峰口，因为敌人占领了高地我们在低处，敌人武器优良，我们的武器比较低劣，这样的话呢，我们几次争夺都没有办法，后来就组织五百大刀队。
 

　　解说：1933年3月10日黄昏，赵登禹亲率王宝良的特务营增援前线，向窜进喜峰口镇及老婆山之敌发起反动，两军短兵相接，战斗约两个小时，敌寇被我大刀砍死700余名，长城之坡尽弃遗尸，敌锐气为之一挫，无力反扑，纷纷北退。
 

　　此役29军伤亡400余名，特务营营长王宝良亦在阵亡之列，赵登禹左腿被炸伤，鲜血顺着裤脚往下淌，因赵登禹受伤不退，全军士气大振取得一场大胜。下午6时，赵登禹接军团总指挥宋哲元之命，任喜峰口方面战军前敌总指挥。
 

　　捷报初颁震动全国，全国上下抗日之热情决心空前高涨，实为抗战以来从未见有，喜峰口当地老百姓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都纷纷向喜峰口前线将士捐献慰劳物品。
 

　　马金山（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馆筹建人）：我们家我爷爷，我们马家骆驼店给烙大饼往那儿送饼，这把刀就是侯万山班长用这个砍日本的，夜袭日本拼杀日本，侯万山班长牺牲，宋哲元将军作为一个给我们，给我爷的一个纪念，在这牺牲了，29军在这儿打日本，给留个刀做个纪念吧，保留至今。
 

　　解说：经过两日的激战，敌军服部及铃木两个旅团，附为蒙、朝鲜混合军约两万余人，仍占据喜峰口东北高地最高点以及长城以北高地，其炮兵阵地在蔡家峪以南及白台子西南高地一带放列，不停向我阵地盖射，由于地形险恶29军只能仰攻，加上武器落后，青龙刀只有在近战时才能发威，29军几乎无计可施。
 

　　任振儒：一个叫宋贵生的，他就比较熟悉一些山里的一些道路，他说夜间我带你们绕，绕到山背后去打。
 

　　解说：11日夜11时，赵登禹带伤亲率一部敢死队，到群峰叠嶂，攀摩天之岭，翻嶙峋之崖，而日军因连日作战身心俱疲，做梦也没有想到赵登禹部的神兵天将半夜探营。
 

　　赵学芬：当时就弄得血流成河，他们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结果脑袋就分家了。
 

　　张同新：这个仗打得是非常惨烈，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大刀对日本三八大盖的刺刀，拼得血肉横飞。
 

　　任振儒：后来就过这个喜峰口，他们怕得叫喜峰口叫砍头口。
 

　　解说：此役，敌之铁甲车、汽车均为废铁，炮镜、炮栓均被我军卸回，11日夜袭至12日上午，我军毙敌3000余名，我军营、连、排长伤亡五十余名，士兵千名以上。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勇气。日本《朝日新闻》次日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解说：从3月9日到4月7日，用3个师的伤亡换来了一场苦胜，31天内日军从未突破喜峰口孩儿岭防线，让全国上下看到了战胜日寇的希望和中国军人杀身成仁的勇气，但29军在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日军击败中央军第17军突破古北口，民国政府也认识到，唯有含忍退让，争取时间“重整装备”，才能与日益贪婪的日寇再较高下。
 

　　二是希望能够通过国联的努力，争取交涉的机会，遂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但是此协定纯属临时军事协定，并未涉及政治问题，但是日后日方曲解条文，限制中国行使主权，为后来的“七七事变”埋下了祸根。
 

　　张同新：虽然它不满意这个长城之战的战果，但是它也能暂时忍受是它国力不够，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国全部占领。
 

　　解说：1934年连续发生“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何梅协定》成为既成事实后，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华北撤出，此时平津周围除了29军，已经无其他中国军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