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初识康有为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变法前后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与改良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声讨袁世凯，讨伐张勋，与康有为决裂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并无好评。有人说，“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认为原因在于，“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的一段话可看做他告别政治回归学术的原因：“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与袁世凯的合作让梁启超背上了“卖朋友，事仇雠”的骂名。起初，他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等到洪宪帝制复辟，他又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梁启超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后来他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枭獍。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对于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教育孰先孰后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国民性。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让他对于西方的态度再次改变。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在伦敦，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又想到，东方文化中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摧毁，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他，似乎成了新时代的遗老。列文森统计过7年里的《新青年》杂志，“仅发现两处提到梁启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启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他说过，“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作为过渡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梁启超之死，与谭嗣同的断头类似，或许就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维护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并为之付出了生命——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