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致胡适信札。梁启超致胡适的词稿、信札，多为诗词探讨、学术研究。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非常敬重，书信工整、词令秀美，尤其学术讨论深刻细致。

    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引领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进步的一个人物。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引领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进步的人物。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里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这是胡适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评价。

梁启超旧学深厚，胡适西学中用

    就治学方面而言，两人都极端重视中国的两头，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清代。先秦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氏则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关于孔子及儒家、老子、墨子等一系列着作。关于清代，梁启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胡适有《戴东原的哲学》。他们的区别比较微妙，对于先秦，胡适最重视诸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梁氏更重视其所谓宇宙观、人生观。所以梁氏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伪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肤浅或谬误。”胡适非常重视阐扬墨子的逻辑思想，梁启超的笔墨多放在讲墨子的兼爱思想。对于清代，梁先生虽然也非常重视清代学者考证学的成绩，但对于清一代今古文学的变化和理学思想的变化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有《清代学术概论》那样优秀的着作。胡适除了对戴震（字东原）的反理学思想有高度的评价之外，最关注的是清代学者考证学。胡适关于考证学方法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在清代考证学的文章里总结出来的。

    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旧学、整理国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气，成绩斐然。但两人的态度与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适先生只把国故当作研究对象，整理国故只能是用科学方法对国故加以整理，还其本来面目就可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整理国故把国故当做研究材料，就像法官断案一样，审判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胡适认为以往的学者多半都没有条理系统，没有进步、演化的观念，没有科学方法，而有太多的迷信和先入的成见，所以不能认识国故的真面目和真价值，往往有过多的玄虚和神化。所以，他整理国故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梁启超跟胡适不一样，一方面是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另一方面绝不可忽视的是从国故里领悟天地人生的道理，从而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梁启超说要领悟先贤做人的功夫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只有用内省的功夫、用躬行实践的功夫来领悟它、认识它。

观察中西文化的立脚点不一样

    两人关注点有如此不同，是基于对中西文化态度有很大差异，即他们观察中西文化的立脚点不一样。几十年前我写《胡适与梁启超》一文就说到，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胡适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训练，使他牢固形成了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旧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这是两人的立脚点不一样。梁先生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先生跟他不一样，胡适先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中国要开放、面向世界才能进步，若封闭了，关上门自吹自擂就落后。胡适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根本估计，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家向前多走了一步或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进到现代，我们则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为标准，要仿效，仿效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梁氏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和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而人生观方面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这是梁氏跟胡氏非常根本的不同。梁启超说：“孔子的‘仁学’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方法可以研究出来的，要用内省的功夫实行体验，体验后躬行实践，养成美妙的人生观。”对西方文化不太了解或有点偏见的人常常觉得，西方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中国比差远了，西方要向我们学习。梁启超说，“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这说得太过了。如果理性一点说，中国古人有自己的道理，西方古人有他们的道理，两方道理孰高孰低很难定论。

    这两位先行者各有各的道理，但关照中国近一百年思想向近代转变的过程所发生的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命运变化，我觉得梁启超先生的主张更顺当一些，他主张从中国人的立场来选择西方优秀的东西，于我们有益的东西，能够为我们所接受的东西。胡适主张按西方标准看中国传统，哪些东西合用就用，不合用就都丢掉。两个相比，梁启超先生的主张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些，也更容易实践一些。胡适先生的主张虽然有道理，但一般人做不到，因为我们对西方文化毕竟有隔膜，胡适先生在美国生活26年之久，而且善于交往，交了那么多朋友，深入到美国文化底层，很了解。唐德刚先生也善于交往，但他承认尽管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跟美国文化还是有距离。胡适很自然。1994年我为发表《胡适档案》写了长序，说胡适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里生活得很自然、舒服：在西方很自然地吃西方的饭、穿西方的衣服、说西方的话；在中国，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穿中国的衣服。70年代后期有一个大学的学者写了关于胡适的书，有一个插图是胡适西装革履地站在中国教室里。我说这不对，胡适在中国从不会这样，胡适在中国纯粹是一个中国式的人，在西方就是一个地道的西方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用西方标准选择中国的文化，并且结合得很好，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游走于思想学术与政治舞台之间，留下了诸多迷梦反省甚至是遗憾

    梁启超先生一入世就卷入到政治漩涡里，1895年22岁在京城组织公车上书， 1898年直接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到日本办了好几种有重大影响力的报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等，都是谈政治的。梁氏一直在中国政治漩涡里，沉浮无定。梁启超最早从1914年开始萌发了想要退出政治的想法，他于1914年辞去政府职务，避居天津，第二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在发刊宣言中梁氏表达出对政治的极端失望。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本来梁氏已下决心，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用心于思想学术活动。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参加护国运动。再后，又有张勋复辟。因为他有大功于护国事业，后来再度加入政府担任财政总长。但不久觉得他的主张很难实行，所以完全失望退居天津。1918年夏，梁先生即已考虑“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治。”到是年10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着述，为能尽吾天职。”出游欧洲前夕，梁氏与他的几个晚辈朋友竟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920年游欧回国后，彻底告别政坛，加入学术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梁启超一生搞政治，后来失望乃至绝望，退出政治舞台。胡适刚一回国说下定决心要用笔和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以偿报国之志。回国后的观察，更加坚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上为改革政治打下基础的决心。1919年发表“问题与主义”的三篇文章之后，两年多时间仍坚守其学术园地的耕耘。到1922年夏，他终于感到不得不谈政治。这一年他与朋友合作办起《努力周报》，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尽瘁于思想学术，不当谈政治，认为他走上“歧路”.胡适写文章说他的苦衷，说他回国两年，一直不谈政治，直到1919年夏，陈独秀被捕，接办《每周评论》才有不得不谈政治的冲动，于是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但暂短的辩论过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学问。以后两年多，并没有多谈政治，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实在非常不满意。胡适说“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胡适由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是有感于国内舆论界、思想界高谈主义不谈具体问题。这是胡适先生和后来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本分歧。胡先生主张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要高谈主义，空喊口号。胡适因为被刺激不得不出来谈政治；梁启超因对政治失望而至反省，从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从事着述。

    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