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
谈胡适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据微信一线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