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鲁迅用报纸打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着《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