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溥仪当了日本的“儿皇帝”.在东北地区，大家忙着抗日，爱国的将领层出不穷。而祖国的另一边，本为东北人的张学良却担任了“剿匪”副司令，中国共产党一边抗日、一边却要应付蒋介石的围剿，处境极为艰难。这一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张学良打张学良
世间事多有稀奇古怪者，重名的人很多，生活轨迹相交的重名者也很多，但是，生活轨迹相交却必须拼个你死我活的重名者就比较稀少。民国年间，有这么起重名事件，发生在了鼎鼎大名的张学良身上。
1934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 34岁的他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蒋介石是总司令，被称为“剿总”,而张学良实际上代理了总司令的职务。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围剿”,而我党也开始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学良在担任副总期间，却也剿灭了不少真正的土匪。
在他上任不久，有天，突然接到一份部下送来的呈报。张学良一看，这心里的火儿就蹭蹭往上冒。呈报里边说，皖豫交界处有支真正的土匪队，活动异常猖獗，他们为非作歹，在附近村子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百姓极端的愤恨。更凑巧的是，这土匪头子名叫张学良，竟然和他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得意公子一个名儿。张学良的字和冯庸的字相同，都叫“汉卿”,可咋说两人也算得上是发小，冯庸也是个意气风发的主儿。而如今，竟然有个土匪头子和自己重名，真真辱没了“学良”这俩字！这怎能不叫少帅张学良气愤不平！
少帅张学良就马上命人调查这个土匪张学良，看其是什么来历。原来，土匪张学良是安徽阜阳人，恰恰比少帅张学良小7岁。这人的来历也不简单，也曾是功勋人家出身，他父亲为北洋军军官，后来竟然成了土匪。而这位学良打小就非常勇猛，和他老爹一个性子，甚至比老爹还剽悍。虽是生下来就是土匪，可土匪爹却不让儿子做自己这行，于是这位生在土匪窝儿的16岁少年就参加了北洋军队，因为作战勇敢颇受赏识，也是战功赫赫，不久之后升了营长。而我们的少帅张学良16岁才刚刚与于凤至结婚，正是夫妻和美的时候。
很快，军阀混战的时代来临，土匪张学良失去了靠山，于是打道回府，子承父业，干起了土匪的勾当。那时候，少帅张学良正是声名鹊起之时，土匪张学良也听说了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为这同名的事情颇感得意。等到听说和自己同名的张学良担任了副总司令，他就更肆无忌惮起来，自封为司令，危害百姓的营生越做越猖獗，他甚至假借着“张学良”的名儿号令四方。比如在1933年8月，土匪张学良就率领着数千匪徒在皖豫之间大肆抢掠财物，甚至在太和县就杀了有80多人。
土匪张学良的事报上来后，少帅张学良一声号令下，士兵出动，将土匪张学良打得连连后退，土匪张学良的势力也越来越弱，终于只剩了他老巢那一小片。1934年11月，土匪张学良在阜阳南乡徐园子被抓获。当抓获匪首的文件送到少帅张学良的案头上时，下级问他该怎么处理。少帅张学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立刻提起红笔在文件“张学良”的“良”字旁加了一个反犬旁，并且画了红叉。于是，“良”变成了“狼”,得名为张学狼的匪首被迅速正法了。
这件“张学良剿匪张学良”的事被当时的人传为笑柄。
可世间事情要说多凑巧，就有多凑巧。当人们在茶余饭后还把“张学狼”放在嘴巴里使劲儿咀嚼的时候，东北出了两个“张学寨”,将“一九三四同名怪谈”推上了高潮。
在东北沦陷后，很多中国人投靠了日本做了汉奸。其中就有个叫张学寨，在东京步兵学校毕业后，就回到中国东北，被日军任命为“奉天第一军管司令部部附”,开始为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做事，在日本方面口碑很不赖，赞扬其为“青年有为之将校”.可在1934年年末，这个所谓的“大好青年”却苦不堪言。
在他管辖的治安区域内，经常有一股人突袭，并且神出鬼没，半夜都会突然来那么一下子。这让张学寨头疼不已，他下令赶紧去查“匪首”是谁。
这么一查可就有趣了，又冒出个张学寨。原来，那袭扰张学寨的领头人也叫张学寨，一直在从事抗日工作。抗日张学寨眼见着东北沦陷，他满腔的爱国热忱给激发出来了，于是拉起大旗，自称为张学良的义弟，组织了一批人开始进行抗日工作。而且爱国青年张学寨还把目光瞄准了汉奸张学寨的地盘，时时去袭扰一番。
这件事一传出来，人们不禁联想到这年的两个张学良事件，于是汉奸张学寨在考虑自己要不要也给抗日张学寨改个名字、加个侮辱性的偏旁啥的。可是这事儿始终没实行。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位抗日张学寨是否真名就叫这个，也许他本就是接着张学良的名号进行抗日的，图的就是个影响力。
这两件事情都被当时的《盛京时报》记载过，其中1934年12月28日的《盛京时报》还拿两件事做了对比，题目为《无独有偶》：“世间人等同姓名者，固属多有。然于此姓名相同二人相互对照下，致而酿成趣闻者，固所旧见。……（张学良事件）一时传为笑柄各节，已志本报，复又发生与该事项略同之事。”
溥仪祭祖“遇鬼”
1934年，溥仪在长春登基，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按照规矩，每个皇帝登基后，总是要对祖宗进行一番祭拜的。可日本人怎会让他如愿？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
溥仪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也不得不屈服。他派自己的“御兄”溥伟去了趟辽宁，权当代替自己拜祭祖宗。1934年《盛京时报》3月30日新闻《恭亲王莅兴后祭陵盛况》详细描述了这件事情。
可让别人代劳，溥仪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他时时刻刻想要自己亲自来辽宁三陵。
不久，溥仪的愿望成了真。他在1934年11月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沈阳，清朝时叫盛京的地方。11月10日的《盛京时报》报道了这事儿，仅仅用了个边栏的篇幅，报道题目为《至纯至诚至孝感格，皇上谒陵时瞻睹太宗文皇帝圣容》，这篇文章是由担任溥仪身边宫内府大臣的沈瑞麟写的，就这次拜祭，溥仪惊见太宗文皇帝的鬼影：
10月21日当天，溥仪穿着古式礼服（龙袍）前往北陵（昭陵），“拾阶隆恩殿”,在“三跪九叩之后，曾拜见头戴御冠、面色淡黄、较常人大两倍之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编者注）御容，趋前视之，惟见灵位，别无其他。”众大臣听闻后更是心惊肉跳，但是面对着溥仪不好说什么，赶紧“恭喜皇上”,说是因为溥仪的至纯至孝感动了太宗文皇帝，于是皇太极就现身出来见溥仪了。
不过溥仪自己深心里可不这么认为，他自己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才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估计皇太极显灵就是斥责这个不孝子孙的。因此，溥仪回到长春后，常常疑心生暗鬼，对列祖列宗他是羞愧万分，再加上日本人对其长期的控制，性格变得十分诡异，白日里做梦都是恢复大清基业，然而此时的溥仪已经跌入万丈深渊，为人所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