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然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一事变的主角似乎只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譬如，比较标准的说法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事实上，这种说法严重不合事实：最起码，在张学良和共产党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手指，在暗中拨动着这场博弈的棋子。

    西安事变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张学良为什么扣留蒋介石。因为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么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不是他真的是个傻瓜？

    事实上，张学良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共产国际。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在西北另立政权，分裂国民政府再做新的军阀割据势力，并准备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军事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坚持的先剿共政策终于使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狗急跳墙，发动军事政变。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然而，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遭到了苏帝头目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其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着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在这里，苏联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国际新闻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所以这么做，也是其来有自的。他们竭力贬斥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变毫不相干，是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需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36年前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极端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同时对苏联造成了威胁。英、美帝国主义期望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力图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大坝。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苏联希望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只有他们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好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政府虽然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更惧怕蒋介石联日。经过权衡利弊，苏联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再看中共。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然而，鉴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连续几天开会，最后决定改变了先前的强硬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因为蒋介石一贯是敌视苏联的，所以张学良原以为一旦对蒋动武实行政变逼蒋停止内战，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和领袖的威信及已经制定的抗战计划，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政府派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意想不到的内外交困，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孤立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强硬的态度。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重新维护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权威，以便领导全国军民面对未来残酷的抗日战争，张学良宁愿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去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

    综上所述，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从事变开始，到事变进展，最后到事变结束，共产国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幕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其他人物，则大都是台前走动的傀儡。

    晚年在纽约接受访谈时，提到周恩来，张学良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叁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 是“小土匪头”,别人怎么说，他就随着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这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