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文的题目并不准确，就职业而言，胡适没有正式做过出版。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他曾经与出版有过很亲密的接触，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商务印书馆邀请他出任编译所所长的那段旧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受到新学的冲击，老派文人如张元济、高梦旦等倍感压力，感到自己的能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希望能请来懂得新学的人，来领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他们想到了胡适，希望他能够来编译所出任所长。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觉得自己才三十几岁，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怎么能将精力花费在别人的事情上呢？但是碍于高梦旦等人的热情，胡适答应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考察一个月，帮助他们搞一个改进的计划。

　　就这样，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九月七日，胡适应邀来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帮助他们改造编译所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很重视胡适的到来，安排他见了许多人，重点与他谈两件事情，一是谁来做所长，时任所长的高梦旦力举胡适接任自己，胡不肯，高又问胡“刘伯明如何？”胡说绝对不行。高请胡推荐，最终有了王云五出山。这一段故事知者甚多，此处不再赘述。

　　重点是第二件事情，即制定编译所的改革方案。当时胡适与编译所同人谈话，许多人都拿出了改革方案，其内容对未来中国现代出版的构成与发展很有意义。比如：

　　1.七月二十日，杨端六跟胡适谈到，商务印书馆中的人员，主要由退职官僚、工人和文人组成，几乎没有人懂得商业，“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

　　2.七月二十一日，华超写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其中谈到旧书整理，“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

　　3.七月二十二日，郑振铎作意见书，其中六条意见：一是设图书审查会，二是设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会议，三是减少工作时间，四是暑假应全日制，五是薪金按年递增，六是派遣编译员到欧美考察。

　　4.八月八日，杨端六拟《商务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建议，其中建议，编译所另设一高等学术研究会，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聘专门人才，每人担任一科。各科委员要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待遇可以比照北京大学教授而增减之。

　　5.九月三十日，此时胡适已经回到北京。他撰写《对于商务编译所的意见》，并且在日记中写道：“补作商务的报告，完。拟明天交菊生，以完一事。此报告分四部分：（一）设备，（二）待遇，（三）政策，（四）组织。稿有四十多页，约万余字。”此长文中，包含许多胡适对于出版的高论，今日看起来，依然很有意义。比如他说编译所的大政方针应该有两个，一是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二是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

　　6.十一月十三日，王云五在胡适鼓动下，撰写长文《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其中高论也不少。比如谈到出版主旨时，王云五指出：“编着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这样的至理名言，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