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下属最严格的磨练，带他们成材，

　　这种止于至善的认真态度，人生何尝不适用？

　　要明白威恩·布拉斯岱为什么是我心目中的编辑祖师爷，得先知道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小地方的年轻写作人初出道闯天下是多么辛苦。我可以找到医生、律师、木匠、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可是，作家呢？作家是谜样的人物。没有人认得当作家的朋友；即使有，也无法想象他怎么吃得饱。

　　父母和师长知道我有志于写作，都表示鼓励，但他们心底里显然认定那不过是我的少年白日梦。源源而来的退稿通知，也影响我的信心。

　　我在图书馆埋头猛读伟大作家的传记。他们是怎么成功的？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他们找到一位慧眼编辑。如果有位认真的编辑肯认真地看待你，你就知道自己还不算是在浪费青春。

　　于是，我像其他年轻写作人一样开始了访求名师之旅，希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尝识我的编辑。

　　若干年后，我担任海军的军中记者，奔忙各地，仍然访求名师。后来我奉调到华府，在《水手》杂志工作，终于遇上了威恩。

　　一见到他，我就知道他是我所要找的人。我想，这和他满头浓密的白发有点关系；还有，他戴的领结是要自己手打的。他的一切都流露出高雅与知识分子的气质。从他坐在旋转椅上俯身盯着稿件，以他对这人间世与文学的识见认真审阅的姿态，我就看出他是个了不起的编辑。

　　假如单看外表还不足为凭，从他麾下作家对他必恭必敬的态度来看，我也知道自己没错。我终于找到师父，可以拜师学艺了。

　　当然，我第一次交稿就给他训了一顿。直到今天，我不仅记得他说的话，也还记得他用字遣词精确讲究，每一个字都是对准我的自尊射来的箭。

　　“阿钟，”他说，“遇上不会拼的字，拜托查一查字典。”

　　像许多年轻写作人一样，我一向认为只有笨人才查字典；字典只在非常紧急时才用得着。可是威恩桌上就摆着一本韦氏第7版大学字典，旁边\x96\x9F架上还有另一本图书馆型韦氏大字典，两本字典他都经常查阅。现在，30年后，我每次细想当年最令我害怕的是什么，都会想起同一情景：威恩伸手去翻字典。

　　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技艺，要心里清楚知道自己想说什么，然后一语中的。是生产，不是废话，更没什么藉口。他规定每天早上交一篇短稿在“收稿篮”内--他称为“8时30分稿”.假如不见文稿，他会站起来指着稿篮说：“阿钟，稿呢？”你嗫嗫申辩时，其他人就假装忙着写稿没注意。

　　必要时，威恩会眉头一皱，结合了愤怒、厌恶、失望，再加上些许对人性弱点的悲悯。他瞪眼也是强力的武器。在他手下做事初期，往往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正注视着我，好像我是很不顺眼的东西，譬如漆错颜色的椅子，或是绿色草地上的一棵薄公英。他对你皱眉或瞪眼，你无法设防，只盼能溜走，躲起来。

　　威恩教导我发问要切入重点，要探究幕后内情，要追求事实真相。因此，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在威恩麾下摇笔杆的人竟没有一个探询过他的为人，或查究他的出身，或质疑他凭什么经历资格而享有神祗一般的地位。我们根本没想到过这些问题。他有这份权利，他当之无愧。

　　威恩说，不错，这本刊物是宣传品。他从不讳言这点。不过，他接着补上一句，这是全世界文字最佳的宣传品。

　　一次，威恩对我说，写一个句子，要是用词不当，简直就是裤子拉链没有拉好就上舞台。因为他要求严格，我先是战战兢兢，后来是带着几分惊喜，一步步发掘出文字之趣。此后，我往往费整天功夫也只写了一小段，结果还是丢掉。

　　我凝视着打字机，绞脑汁遣词用字，只想到要过威恩这一关。同时，我也担心刚放进他“收稿篮”的那篇东西是否写了些什么蠢文字。我心里最想望是博得他赞许，说一句“尚可一读”,并展颜一笑。

　　我放文稿到他篮里，他偶或扬扬眉毛，表示知道了。但通常他连头也不抬，继续看他正在读的那一厚册古希腊的书，或是附带注解的两栖攻击海军战史。

　　过了一会儿，他会抬起头，勉强地凝视着稿篮。随即拿起文稿，略一展阅，发出清晰可闻的一声长叹，把稿子丢回篮里。他会把座椅一转，取下老花眼镜，朝窗外望去。

　　威恩终于准备讨论文稿的时候，便朝他桌旁张军用硬木靠椅一指。每逢此刻，我就陷入难以言状的恐惧。那张木椅子是我所坐过最硬的椅子。话说回来，坚实的也许是我坐在那里所学到的真理，而不是椅子吧！

　　有时，我会因未能让他满意感到泄气。我要是写得不好，我会恨他，因为他让我恨自己无能。可是我爱慕他，因为我看得出他内在的慈祥。我要是写出好东西，他会对着我笑容满面，大声说话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嘿，阿钟……尚可一读呢！”

　　学艺期间，威恩哄劝过我，责骂过我，也会喝彩、批评。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才体会到一篇作品并不仅是文字而已。这是一场表演、作者用文字表达他的理念以吸引读者入场，然后再引进节奏、旋律。前面是钢琴，后面是小提琴。

　　一篇作品如果单看字面，譬如说是关于海上加油的故事，谁会感兴趣呢？其实文中所载细节只是故事表面，内里却是一曲心理交响乐，使读者不知不觉陷入了心灵陷阱，卷入另一个天地，为自己读过这篇文章而大感欣慰。

　　我在威恩手下工作5年。他给了我胃溃疡，但也使我入了行。后来我获巴尔的摩“太阳晚报”雇用，采访主任对我的文字功夫另眼相看，立刻派我做文字编辑工作。

　　一年年过去，我的写作能力大有进步，可是我对威恩的倚靠并没有减轻；我向他求教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威恩已退休，住乡间，我常在周末去拜访，当然是向他请教写作上的问题。深夜，坐在火炉旁边，我就文稿的起承转合、伏笔、结构这些方面缠着他问。多半是我说，他听。然而谈话结束时，我通常都会得到我所求的答案。

　　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讨论写作时的情形。我们坐在他厨房餐桌旁，谈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他用早年那样的目光瞪着我，用他有重要的话要说那种非常谨慎的语气说：“阿钟，我并不明白你在讲的是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你在谈什么。这幕哑剧已经演得够久了，我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人。”

　　他说，当年他到杂志社求职的时候，对写作所知有限。他干过的行业很杂，也在停车场做过，每遇政府机关招聘他一定应征。后来，杂志社雇用了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机关行事常常令人费解。他缺钱，就接下了这份工作。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