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经济已相当拮据，但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仍一往情深，乐此不疲。1952年回台湾讲学，他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二千二百元共七千二百元捐作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学者何炳棣想用华侨的捐款购置胡适家藏的原本《清实录》。他回忆说：

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套书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分装一百二十盒，是伪满政府所印，价值应当不菲。

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时，便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胡适还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

洁身自好，谤亦随之

胡适在经济富裕的年代，生活并不奢华。饮食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夏天是仿绸裤褂、仿绸长衫。脚上穿的是丝袜、皮鞋。衣服料子多是一般棉布、仿绸、呢、毛皮等，没有很值钱的衣服；夏天一顶巴拿马草帽，春秋冬季都戴礼帽；谈不上朴素，也并不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学者派头而已。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阔气。北京钟鼓寺十四号，共十七间房间。以后搬至米粮库四号，是座大洋楼，有庭院、花圃、广场、土丘，家中雇佣六人。这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派头，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他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因为不能天天到校，胡适每月只领取一百银元的车马费。校董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写信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车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车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该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据自己统计，作了四百次讲演。他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他还觉得国家正陷战火，大使一个人住双橡园这样的大房子，内心不安，拟租期一满，另租他房。后因美国国务院远东高级顾问洪贝克以国际惯例为由坚决反对而作罢。1938年4月，哈佛大学教授瑟基·埃利赛邀请胡适做一年客座教授，每周授课三至六小时，年薪八千美元。他回信说：“遗憾的是，经过一整天的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战争形势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

胡适风云际会，名满天下，树大招风，误会、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

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开会，胡适因故辞去董事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有人给他寄来一本杂志，内有《胡适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收回庚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晴）天霹历（雳），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归。今后胡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写了一封信，说明基金会“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等等。

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王道诗话》一文，后收入鲁迅《伪自由书》，其实是瞿秋白所写。该文说：“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上五千元程仪。”“鹦鹉救火”是胡适引用的一则寓言，类似于“愚公移山”的意思。“粉饰”“反动统治”，这是瞿秋白的臆测，胡适对何键并未讲过捧场凑趣的话。“程仪”之事，胡适倒是在日记中做了记录。何键送的是四百元，胡适说明旅费由各方面承担，此钱不能受。不想何键又派人送到火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胡适的日记很详细，澄清了事实，否则这一只“黑锅”怕是难以洗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