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愈是名技术过硬的军医，1955年3月奉命调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具体负责军队高级将领的保健工作。

　　因军委卫生部长崔义田推荐，张愈首次见到粟裕，是在北京雨儿胡同一座普通小院里。想象中，闻名遐尔、战功赫赫的华野粟司令应该是威严非常、不苟言笑的人；见面后，才知他原来如此和蔼可亲，不仅随意拉着家常，嘘寒问暖，说话还十分谦逊，总带着商量的口气。张愈便有了遇到良师益友的感慨。此后十余年，张愈一直在粟裕身边工作。

　　1958年粟裕被诬为“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遭到昔日战友的批判，身心俱疲，陷入极度痛苦的境地。张愈后来回忆说：“那时，他默默地在院内植树、剪枝、培土、灌溉，更沉默寡言，极少外出。那种巨大的政治压力，沉重的心理阴影，连我们都能从小院的氛围中感觉出来（《宏愿付青山》203页）。”

　　作为随行医生，张愈跟着粟裕到过四川大、小凉山以及东北等地。在东北虎林八五一及八五二农场，粟裕见到了被打成右派，正在劳动改造的作家艾青和丁玲。

　　陪同粟裕前往的王震以主人身份问艾青：“听说你又有了新诗作，拿出来发表了吗？”

　　艾青苦笑说：“谁敢发表啊？谁敢读呀？”

　　粟裕听后，眉头紧蹙，只微微点头，又沉重地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始终未说一句话。但张愈感觉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随后，粟裕到艾青等人的住处，仔细查看门窗是否严实，摸摸取暖的火墙是否够热，深切关心他们如何度过这苦寒之地的严冬。分别时，艾青等人紧紧握着粟裕的手，泪光闪闪，默默相对，百感丛生。

　　文革中，张愈被调海军总医院，离开了粟裕身边。有天上午，张愈正在医院查房，忽然听到熟悉的招呼声。抬头看时，原来是粟裕的司机文振元。

　　文师傅低声告诉张愈：“首长来了，在楼下等你呢。”张愈忙交代下工作，快步下楼，见粟裕坐在院内小径旁的石凳上，静静地等着。

　　张愈问好后，粟裕亲切地反问：“你还好吧？”

　　“好，除了业务，还有事务。”张愈有点怨气地说。

　　粟裕似乎在安慰，又似乎自我解嘲，说：“忙比闲好！”

　　接着，两人闲聊了一阵。粟裕谈到了当时社会上的诸多怪现象，说自己看不惯，这么下去怎么得了？还说心里烦闷极了，却又无可奈何。在粟裕的眉宇间，张愈看出了一位开国元勋的忧国忧民之情。

　　“你别发表文章了”，粟裕悄悄提醒张愈说，“学术也是政治。林彪摔死了，陈年旧帐都折腾出来了，连什么‘短促出击’也用上了，把人搞糊涂了。一个战术的具体动作，绝对化地、笼统大否定，一旦把人思想搞乱了，那以后就打乱仗吧。”

　　粟裕给予自己挚友般的信任，张愈十分感激。他知道自己仅仅是名医生，对粟裕所涉及的国家和军队大事不了解，但他想：粟总能对我说说话，也是一种宣泄，可以减减压力，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而对我来说，也觉得很温暖，很贴心。

　　多年后，张愈静静面对粟裕的戎装遗照，读出了智慧、自信、威严和柔情之余，还能以职业医生的眼光，读出一丝苦涩和忧虑……他心里说：“敬爱的老首长，我的恩师，说实话，至今我都没弄明白您当年受到错误批判及长年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个中缘由……但愿有一天，我在马克思那儿再见到您时，能说出个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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