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锐的脑筋就用在如何接近并算计“我”和大柳这样一类人身上。在高锐看来,“我们和你们”,不仅仅只是两个指称对象不同的称谓,更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地位。高锐自称的“我们”,因为各种意外,从一开始,就被摔在轨道之外,或者后来被挤下了轨道,怎么也回不到轨道上去了,但一样得活着。而“你们”,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每一步都踩在节点上,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多余的钱,多余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无须动脑动手,“就像早上升起的太阳一样,不请自来。”因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着无法拉近的距离。这鸿沟与距离,不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鸿沟与距离,而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鸿沟与距离。造成这种鸿沟与距离的深层原因,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生活现实,表现在小说中,则是“不管你多么努力,他都不属于你,比如实验小学,它是有门槛的。”就是这种不公,将千百万的人们分出了“我们”、“你们”、“他们”等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当梦想得不到实现时,直接导致了高锐“他们”对“我”和大柳滋生出怨恨乃至报复心理,这和现实生活中的仇富或仇官心理如出一辙。小说中,姚鄂梅还通过对另一个平凡人物梦想破碎的书写,来表现上述主题。这个平凡人物,便是“我”的弟弟。和她以往不少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弟弟也是一个诗人。敏感而又固执的他,喜欢天生就是一首诗的女人,希望去文化部门工作,却因为文化局长冷漠的拒绝和现任女友无情的分手,随之失去工作的希望和女友的爱情,最终选择了自杀。留下的遗书中,他写道:与其低贱地活,不如高贵地死。高锐也好,“我”的弟弟也罢,都遭遇了人情的冷漠,不同的是,高锐选择了以报复与算计的方式活着,弟弟选择了以高贵的方式死去。也许,这都不是他们的错。那么,这又是谁的错呢?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