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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