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他那个同乡任伯芳给他出了主意，说你是个团员，又不是党员，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了党，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后来因为他很急切，就这么办了。“文化大革命”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

本文摘自《往事亲历》，作者：董雅丽，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采访时间2002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对象罗箭（时年64岁）罗瑞卿之子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政委

采访记者董雅丽

黄土高坡——我的家乡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罗箭

记者：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对真正的故乡——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

罗箭：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父亲特别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他“文化大革命”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文革”动乱时都被拆散了。

在延安，我大妹、二弟也有了。我们一家住在王家坪，大礼堂后边有一排平房。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工作很忙，我大妹比较小，两岁，有一个小战士带她。父母下班后，我们全家也就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在一起，那时候父亲常带我们玩，跟我们说话。


记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

罗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个男孩，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基本上不带孩子，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很大，他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诉我，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个子高高的，噢，这就是我的爸爸。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没有见过车，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我特别紧张，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都吓得我一哆嗦。那时，我是五六岁的样子。

因为父亲受过伤，那是在红军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从颧骨穿出，把关节打碎了，愈合得不好，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再加上他个子高，比较瘦，显得很严肃。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经常开玩笑。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