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华国锋说，他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

华国锋作检讨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某代表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

他说：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

“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位代表的发言之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旗帜鲜明。

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13日，汪东兴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检查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东兴表示要在今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

华国锋、汪东兴作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让大家放开说话

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解放思想。

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提法值得研究，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说：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放在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有人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强盛不起来。

还有的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与会的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今后不要再这样提。

与会同志认为，在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不能再这样提。至于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能说服人。还有就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也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陈云就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人事问题。会议六个大组向中央建议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陈云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