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队伍到达陕北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曾先后选择7个地方作为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

起初计划到湘西建新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计划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但在11月底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到湘西的路也已被国民党重兵堵死。博古、李德仍坚持进军湘西，毛泽东力主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这一主张得到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改变进军方向，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黎平会议：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占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正式放弃北进湘西的计划。

遵义会议：到成都西南或西北

    红军抢渡乌江，轻取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国民党在蒋介石命令下对川黔边界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扎西会议：建立云贵川边区根据地

    中央红军打算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川军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作出指示：“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3省地区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

会理会议：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扎西会议后的一个多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甩开敌军，又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进入云南后，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圈。5月12日中共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放弃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认为应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俄界会议：接近苏联建根据地

    为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同时作出集中主力消灭打击胡宗南守军、夺取控制松潘地区的决定。但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的张国焘，却找借口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为团结张国焘，中共中央于7月中下旬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经过这番折腾，红军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不得已，中央军委改行夏洮战役计划，要红军穿越草地北上甘南。然而，张国焘明确反对北上，率领左路军掉头南下。

    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鉴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开，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最终决策：落脚陕北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被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打赢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抵达哈达铺后，毛泽东等从报纸上获知：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控制着五六个县大小的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有精兵三千，他们已组成红十五军团！这一消息，让中共中央最终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