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年间，在河南与安徽交界的颍汝地区，住着一位名叫韦讽的书生（与杜甫的《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并非同一人），他性格恬淡，“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闲暇，缉园林，亲稼植”,一副与世无争的隐者姿态。所以，当家中的童仆踉踉跄跄地跑进书房的时候，他投之以责备的目光，觉得世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惊慌失措的事情。
然而当小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韦讽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从来没想到，这种只有在《搜神记》中才能读到的怪事竟发生在了自己的家中！
小童说，自己正在花园里锄草，锄着锄着，锄头被什么东西牵系住似的，挥动不了，他蹲下身子仔细一看，原来锄头上缠绕了大量头发，那些长长的头发像是从泥土里生发出来的，每一丝都挂满了寒意……
一 锄草锄出了女人头发
很多喜欢是古非今之人，都习惯于梦回唐朝，在他们看来，唐朝是中国最好的社会，开放、平等、多元，唐朝的天是明朗的天，唐朝的人民好喜欢……其实，只要多读一点书，正史、野史或者笔记都行，就会明白，唐朝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幸福只属于权贵，平民能温饱就算谢天谢地了--至于底层，绝大多数挣扎在生死线上。
唐朝是我国古代奴婢制度比较“发达”的时期，奴婢分成“官家”与“私家”,就其本质而言，区别不大，都是丧失人身自由和权利，形同奴隶的“贱民”.《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从法律上规定了他们等同牛马的社会地位。
所以，主人擅自杀害奴婢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处罚极轻，根本没人当成一回事，官府的态度岂止姑息，简直就是纵容。对此，有良知的文人士子是非常愤怒的，这一点在古代笔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记述“韦讽事件”的《通幽记》就是其中之一--《通幽记》作者陈劭，生平事迹不详，大概是和韦讽同样的隐士。
话回从头：韦讽听了小童的报告，赶紧跟他一起来到花园，用锄头继续往下挖，头发“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韦讽越来越惊恐，锄头下得越来越轻，挖到尺余深的时候，便见土里出现了一颗“妇人头”,肌肤容色俨然如生。韦讽赶紧再挖，居然挖出了整个身体，只是衣服碎成了齑粉。韦讽正琢磨着是不是要报官，那妇人竟喘了几口气，慢慢地坐了起来，吓得韦讽和小童都坐倒在地，以为诈尸。
女子向韦讽讨了件衣服穿上，向他拜了几拜，说自己是韦讽先祖的女奴，名叫丽容，主人的正房娘子“多妒”,见她生得漂亮，一直心怀恨意，趁着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指使几个恶奴将丽容“生埋于园中”,等主人回来问起时，便说她跟别人私奔了，“更无外人知”.
韦讽不懂了，既然是先祖的女奴，怎么活埋到现在还没有死？丽容说自己刚死的时候，被两个黑衣人引到一个“大阙广殿，贲勇甚严”的地方，上坐阎王，问她是怎么死的，黑衣人说不清楚，而丽容“亦不敢诉娘子”,于是她被带到另一所“官署”,在判官反复追问下，她才说自己“以娘子因妒，非理强杀”,那判官立刻下令减娘子十一年寿命赠给丽容，丽容本来应该活转人世，谁知那判官因为犯了错误被罚去职，案子一搁置就是九十余年，直到昨天“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丽容这才活了过来。韦讽十分惊讶，问她九十年来是怎么“保颜护肤”的，丽容说：“在下面，凡是有事没有了结的，地界的管事人就会用药敷在全身，肉身不会有丝毫腐坏。”言罢沐浴更衣，“貌如二十许来”.
故事的结尾，当然是韦讽和丽容幸福的走到了一起，不过值得读者明察的有三点：一是那个杀人的“娘子”终究是没有被减寿十一年，因为这一处罚执行的时候恐怕她墓木已拱了；二是丽容在阴曹地府都不敢说娘子杀害自己的实情；三是对于自己的案件被搁置了九十年，她竟不敢向冥官申诉，对此她说：“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可想而知，在当时奴婢的命运之悲惨，所受摧残之严重，已经习惯了对世间的一切不公都逆来顺受，甚至对地下的“官府”都不抱有任何期望。
二 扔进粪坑的尸体
在唐代笔记中，记载婢女被主人残害最多的，当属张鷟在《朝野佥载》中的几则记录，抛开其中荒诞迷信的成分，可以看到一些残酷的现实。
贞观中，濮阳范略娶妻任氏，范略宠爱一个婢女，任氏“以刀截其耳鼻”.不久，任氏有娠，诞下一个女孩，“无耳鼻”.女孩长大后，对自己天生异貌烦恼不已，却看家中一个老婢耳鼻皆无，却不似天生，截断处有刀伤。“女问，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
骁卫将军梁仁裕宠爱一位婢女，“妻李氏甚妒而虐”,她让人绑住婢女，一边勒她的脖子一边用锤子砸其后脑。婢女哀号道：“在下是个卑贱的人，连自由之身都没有，娘子锁住我的脖子，砸我的脑袋，何必这样的苦毒于我？！”就这样，婢女被残酷的杀死了，“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不仅如此，李氏的头上还生了四处恶疮，恶疮从外往里溃烂，侵入大脑，疼得李氏昼夜哀号，好几个月后才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嵩阳有个名叫杜昌的人，买了一个婢女名叫金荆，很是喜爱，这使得其妻柳氏十分恼恨。有一天杜昌沐浴之后，让金荆给他梳头。几天以后，柳氏让人剪断了金荆的两根手指，谁知没两天，柳氏患上了一种名叫“狐刺”的毒疮，两根手指烂掉；杜昌又买了一个名叫玉莲的婢女，能歌善舞，“昌爱而叹其善”,柳氏趁着杜昌不在家，将玉莲的舌头剜烂，不久柳氏的舌头长疮，看样子也要烂掉，柳氏急了，找一个禅师问咋办，禅师说：“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赶紧悔过，念了七天经，禅师让她张开嘴，“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
要说最恐怖的，还是荆州枝江县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县丞张景喜欢他的婢女，其妻杨氏趁着张景出差，把婢女杀掉，尸体扔进粪坑里。张景回来，找不到这个婢女，再三询问，杨氏说她逃跑了，张景知道自己的妻子一向酷虐，心知肚明婢女定是被其所害，不再追问。谁知不久，杨氏就一病不起，总梦见那个婢女来向自己索命，恰好张景的同事--县主簿夏荣有“判冥司”的本事，告诉张景说：“你的夫人生病是因为杀害婢女，投尸于厕，现在冤魂找她算账。”张景向杨氏核实，杨氏恐惧到了极点，便把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张景从粪坑里把受害婢女的遗骨捞出，“香汤浴之，厚加殡葬”.然而婢女的冤魂恨极了杨氏，绝不肯放过她，几个月后，杨氏病死。
上面这四个故事，表面上看只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的故事，但是读者还应该看清楚：所有故事中的男主人都扮演着只顾玩弄女性，出事后大撒把的角色，所谓宠爱婢女，不过把她们当成心爱的玩具，玩具坏了或者丢了，并不在意，再买一个就是……当你在古代笔记中看到“报应”二字时，多半只是文人无奈的笔伐，化愤怒为想象，现实中的任氏李氏柳氏杨氏以及她们的丈夫们，不管怎样残害他人，照样是赶上了盛世享太平的。
三 阎王爷“力挺”的复仇
残害婢女的行为，直到宋代依然没有缓解，北宋学者张师正在《括异志》中记述过一件事。宋仁宗嘉佑二年，荆州潜江县县尉常洵有一天因事外出，骑马正在官道上驰走，忽然见道旁的荒草丛里好像藏着什么人，他催马上前查看，只见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好像乞丐一样佝偻着身子，眼睛里充满了恐惧，赤裸的身上伤痕累累，伤口多已化脓。常洵问她们是谁，怎么到的这里？两个女孩说，她们是黄八娘家的女奴，一个因为吃剩饭的时候多吃了两块肉，黄八娘就下令“鞭笞百余，又以火箸遍灼我身”;另外一个因为干活劳累，半途睡着了，被黄八娘撞上，“悬我足于梁，以刀割我尻肉”,两个女孩接受完惩罚之后，黄八娘怒气未消，将她俩扒光了衣服，关在谷仓里，三天三夜水米不进。
常洵听完非常生气，问她们俩是怎么逃出来的，两个女孩说，她们正依偎在一起哭泣，想着恐怕要死在谷仓里的时候，有个白须翁突然来到谷仓外面，喊她俩跳出来，两个女孩说：“我们又饥饿又疲惫，谷仓又这么深，哪里跳得出来？”白须翁说：“你们只管跳！”两个女孩搀扶着用力一跃，好像被一股力量托了起来似的跃出了谷仓，白须翁将她俩带到官道说：“你们在草丛里待一会儿，会有个官员经过解救你们的。”
常洵一想，看来那白须翁一定是个神仙，料到我会来此，我身为一县县尉，对这种迫害婢女的事情怎么能不管？于是带着两个女孩回到县衙，下令把黄八娘抓来，一讯即招，更加可怕的是，黄八娘还招供，此前她已经严刑拷打死了好几个婢女，以至于家里“每阴晦，则厉鬼呼啸所居之前后”.黄八娘知道现世的法律不能拿她怎么样，所以极其嚣张，对厉鬼的呼啸坐视不理--结果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常洵将她送到上级府衙发落，她只交了罚款就被释放了。
不过，笔者怀疑那些婢女化成的厉鬼，其实并非青面獠牙那么可怕，《括异志》里写过：陈州通判厅里有一段时间，总有个容貌美丽的妇人忽隐忽现，有好事者问她姓名，她说自己姓孔，“本石太尉家女奴，以过被杀”.恰好当时着名词人晏殊在宛丘一带，“屡倚新声”,每次他作出新词，尚未传开，“鬼即呕唱于外”,虽然不知她唱的是什么，但想来应该是“帘外落花双泪堕”或者“天遥云黯，只堪憔悴”之类令人凄恻的词句吧。
这样的“厉鬼”,自然吓不住黄八娘这等畜类，鲁迅先生欣赏女吊，恰恰是欣赏那种复仇精神。所以，我更喜欢宋人刘斧在《青琐高议》里讲的一则故事：一个名叫李正臣的商人，妻子忽然生病，“腹中有物若巨块，时动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愈”.李正臣找了一个仙姑问怎么回事？仙姑说你老婆曾经杀死一个怀孕的婢女，她腹中正是那个冤魂。李正臣问怎么救，仙姑说你老婆干这事儿伤天害理，她复仇一事已经在地府登记造册，阎王爷鼎力相助，谁也救不了……没过多久，“其妻腹中块后浸大，或极楚痛苦，腹裂而死。”李正臣看老婆裂开的肚子里掉出一个死女子，“身体间尚有四挞痕焉”.
从古到今，中国都是逆来顺受者多，奋起反抗者少，“睚眦必报”一向被目为贬义，前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又有些慈善人士含沙射影地攻击他“绝不宽恕一个”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动乱的源头永远是婢女的造反，而不是主人的虐杀--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才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