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为吸鸦片“奉旨唱戏”

　　明星吸毒屡现，公众颇为震惊。但只要翻翻近代史，会发现伶人吸毒（抽鸦片）那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人说，“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

　　晚清民国最瞩目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京剧原是地方戏曲，漂进京城，经一代代大师的努力，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且流派纷呈，有余派、言派、马派、梅派、尚派、荀派、麒派等等。

　　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车卖浆者，都有抽大烟的。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已成梨园陋习。老一辈的如程长庚、徐小香、张二奎、余三胜、谭鑫培、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谭小培、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更晚的如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谭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文史作家徐穆云在《梨园外纪》中说，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每天要抽烟膏二两。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烟，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才能“活”过来，稍作蠕动。然后灌他喝些参汤，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才能慢慢睁眼讲话，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后，又躺下点烟，这叫正式开抽，抽上十来筒，才吃早点。这起床的功夫就得花1个多小时。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

　　谭鑫培是个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抽大烟也堪称“大师”,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让抽鸦片可不行。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可是不抽之后，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精气神，哪里还唱得了戏？

　　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清朝秘史》讲到，端阳佳节，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谭鑫培道出苦衷：“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老板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为了自己一点偏好，将国法当儿戏，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件显荣的事，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奉旨唱戏”则被时人视为耻辱。

　　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马连良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白崇禧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轰动北平。但是，作为一个瘾君子，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这“汉奸罪”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也因之吃尽了苦头。

　　老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桂仙也是个老烟枪，据说长年抽烟让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烟瘾。有一次，裘老板带领全家长时间在外地演出，家里顶棚的老鼠因无鸦片烟熏养，纷纷坠地而亡。这固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有遗传式烟瘾，抽得厉害，未过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却是真的。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据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记录，梅兰芳曾出演于美、苏、日，得博士学位，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也曾出演于法国。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叔岩曰：“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美、法、日、苏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为何愿去印度，叔岩曰：“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不胜枚举，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药力一过，人就瘫软如泥了。再有，唱戏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台上嗓子出情况，那等于自砸招牌，保护嗓子是京剧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伶人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不过在笔者看来，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京剧市场火爆，伶人挣钱相当容易，名伶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汪桂芬、谭鑫培这些名角，“声价绝高”.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一出戏价钱约50两银子，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两银子，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羡煞王公大臣。

　　到了民国仍然如此，据当时《京报》报道：戏班子收入相当高，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一个月包银就有1万块。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也有10块20块，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也不过30块上下，教授、部长月薪350块已经是非常之高了，跟名伶相比，乃小巫见大巫。

　　而且，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身价的象征。伶界有句话叫“不抽大烟，不过一千”,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烟具，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生活品位还不够高，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

　　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有样学样。据说当时师傅教徒弟，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盖烟榻譬之课堂，烟盘犹如黑板，烟签权做教鞭，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使用，又口中念锣鼓时，烟签击于烟盘上，亦可代表鼓板。”那是派头十足，舒服至极的。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谭鑫培就是侧身倚靠在烟榻之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如此耳濡目染，徒弟有钱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难；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视之为时髦，其他阶层不竞相效尤，亦难。

　　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新中国成立后也戒不掉，只好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伶人与毒品的关系就有这么“深厚”,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深厚”,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吸毒品，也是正当之理。

　　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