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何时起，微信成为男女老少最常用的交流工具。其中大家玩得最多的，莫过于“朋友圈”,通过对好友新发的文章、图片评论或点赞，彼此间实现了隔空互动。民国自然没有如此发达的讯息技术，不过学人间现实版的“朋友圈”,依然颇值玩味。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黄侃的“朋友圈”

    有美谈，便有趣闻。同在北大，黄侃对力倡白话文的胡适甚是轻视。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甚意，问何故。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顿觉啼笑皆非。

    黄侃坚守传统学术，其知交亦多为此中同道。若言清末民初经学研究，刘师培堪称执牛耳者。然其少年成名，定力不足，屡屡失足于政治深渊，让世人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辛亥后，刘师培执教北大，身背污名，且诸病丛生，其晚景可谓凄然。一日，黄侃去刘家探望，见刘师培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师培为何对学生敷衍了事。刘师培答：“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侃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刘师培拍拍黄侃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侃并不以此为戏言。次日，他果然预订好上等酒菜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师培敬称老师。当时黄侃仅比刘师培小1年零3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且有人还认为黄之学问胜于刘，故大家极其诧异黄侃此举。黄解释道：“《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载道高于虚誉，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胡适的“朋友圈”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3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是浙江省海宁县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又于1921年转至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徐志摩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加上在剑桥受到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也于1921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在胡适看来，如若不能系统地学习，是难以成为一流学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没听胡适的劝告。

    后来，胡适结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够为徐志摩再赴英国进修穿针引线，以便学成之后回国担任大学教职。面对大好机遇，徐志摩却置若罔闻，依旧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

    胡适不以徐志摩拒绝他的好心而恼怒，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徐志摩提供各种帮助。

    刘文典的“朋友圈”

    与壁垒自囿的黄侃迥异，同出章太炎、刘师培门下的小师弟刘文典，则极力将胡适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刘文典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强手如云，年纪轻轻的刘文典自入不了诸高人法眼。同仁们的鄙夷声时常于其耳畔回响。刘逐渐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于是他决心校勘古奥难懂的《淮南子》，以期扬名立万，奠定学术地位。经过数度请益切磋，刘此计划深得胡适支持。无论在何年代，古籍点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须忍得了清贫。虽乐于埋首故纸堆中，然日子一久，刘终遭遇“经济危机”,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旧是胡适：“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际，胡作序，替其卖力宣传。如此重情义之人，令刘深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若刘将胡适视作“大哥”,那么其心中的学术“男神”便是陈寅恪。刘生前逢人就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着自己说：“这是刘某人！”可见陈在刘心目中地位之高。西南联大时期，校委打算聘请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这个薪级并不高，刘在联大所拿薪水是每月470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坚决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4块钱！”还有一次，有人跟他提及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在刘眼中，当代文学着实浅薄，难称学问，故他对沈、巴二人态度冷漠，亦可知其朋友圈标准其实颇高，并不随意。

    顾颉刚的“朋友圈”

    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同自惺惺相惜。与老师胡适一样，顾颉刚的朋友圈也堪称广阔。随手翻看《顾颉刚日记》，便会发现他几乎天天与学界名流座谈聚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所编织的学术网络之大，令人啧啧称奇。虽终日与大佬交往，顾身上却无一丝骄气，其曾于1930年日记中写道：“予自分极愿人发展，凡人之有一才一技者必使展其所长，且日益进步。”就在该年秋，顾力荐钱穆来燕京大学教书。须知彼时若想进入一流高校，要么拥有名校文凭，要么师承圈中大腕，要么已有大作出版，而钱穆自学成才，无学历无老师无作品，此等“三无人员”,循例根本不可能踏入燕大半步。然顾力排众议，将学养醇厚的钱穆请了进来。据钱回忆，初到京城，他去顾宅拜访，“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可见能否搭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朋友圈，关键在于德行与才识，而非口才。那些终日巧舌如簧、大言炎炎之辈，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颗虚弱的心，生怕被人看透。

    手机上的“朋友圈”,毕竟是个亦幻亦真的沟通平台，对其似更多要抱一种娱乐精神。而现实世界中的“朋友圈”,自应悉心打理，切莫马马虎虎，毕竟大家都在圈子里常待，门槛太高易故步自封，毫无原则常难觅知音。故看罢民国学人的“朋友圈”,笔者颇为感慨：建圈当真诚，跨圈须谨慎！据《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