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曾混迹于湘西的军阀部队之中，亲眼见过无数滥杀中无辜生命的消失，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人的一生本来就短暂，而当时社会环境恶劣，有无数偶然的因素随时可能造成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的这一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父亲终于下决心跳出湘西那个圈子，独闯北京上学，去打开自己生命的新天地。

    以他小学毕业的学历，考北京大学当然不会被录取，考燕京大学被录取了却没有钱交学费。父亲欠着小公寓的房钱、小饭铺的伙食钱，还不得不到当时农大、北大的朋友和同乡那里去“打溜”（现在叫“蹭饭”）；他穿着南方带来的夹袍子在北京小公寓那不生火的房间里过冬；他努力写文章，向报刊投稿，希望得到几块钱稿费维持生活，但是往往没有下文。据说，当时主编《晨报》文艺副刊的孙伏园先生曾把他的投稿粘成一长串，当着其他人的面展示并团成一团投入纸篓。父亲在无奈下写信求助于郁达夫，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后来，我们晚辈听到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往往为后者感动，对前者不平。其实父亲在说及前者时，是当做自己的笑话来谈的，一点没有对孙先生的怨恨。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当然知道自己当时的文字生涩而幼稚。后来我们才知道，孙伏园先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很有功劳的人，是他把《晨报》的文艺专栏扩大为专版副刊，刊登过像鲁迅、冰心等着名作家的不少早期作品，使后来的《晨报》文艺副刊成为发表新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发现文学新人的重要园地。照我猜想，父亲还可能像感激郁达夫一样感谢孙伏园先生，正是这两种对比鲜明的刺激，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发奋写作，试验各种题材，大量阅读学习，从幼稚生涩的文字中渐渐闯出有自己特点的写作天地。

    孙伏园那一代先行者创办的报纸文艺副刊，后来也成了父亲一生写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阵地。从上世纪30年代起到40年代末，在教书、写作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过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他对来稿极其认真，认为不错的文章，就会细致加以修改后推荐给读者，许多后起之秀正是由此走向写作之路；他认为不理想的稿件，也会同样认真地写退稿信，细致、平等地讨论文章的不足之处，鼓励作者改进。在整理他遗留的信件中，就发现过不止一封这类信件。我想正是从单纯地为有口饭吃而写作，到成为那个时代的职业作家，这个过程更让他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懂得了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只有勤奋再勤奋！

    父亲的勤奋，贯彻一生。因为生命宝贵，他要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既然已经投身写作，他希望作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饭碗和名声。其实，他不喜欢所谓的名声，因此生前对挂他的名字做什么事总是持反对态度。在世时，像他捐款兴建的小学图书馆，要求他题写“沈从文藏书楼”,他就只是写下“藏书楼”三个字；他多次写信嘱咐吉首大学和研究他作品的朋友，不要专门以他的名义举办活动。秉承他的意愿，我们家人谢绝了以他的名义举办文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凤凰县的广场……

    对工作与生命，在抗日战争以后，他思索得更多了，逐渐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命的一种延续。也许因为他喜欢写短篇小说，自己经历过的生存环境又让他很关心在底层的老百姓和普通小职员，他很欣赏和推崇俄国作家契诃夫。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写上五十年，能赶上契诃夫就不错了。他已经把契诃夫留给全世界读者的作品，看成是契诃夫生命最有意义的延续。

    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分工，有的能出头露面，有的也许显得平庸，但只要是勤奋踏实地去做好自己的事，这种生命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边城》中父亲对“爷爷”的描述，就是这种看法的反映。老船工一辈子风雨无阻地在那小河边为老百姓摆渡，父亲喜欢这样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对我们兄弟，同样也希望能成为扎扎实实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他写文章勤奋“耐烦”,文章一遍遍地修改，常常在深夜流着鼻血工作；他批改学生文章用心“耐烦”,有时在文稿上写的建议比原作正文还要多；他编辑文艺副刊也非常“耐烦”,他的修改、推荐、转寄稿费和发出的鼓励信件，使许多青年作家后来成了他的朋友……父亲以自己做事的那种勤奋和“耐烦”,无形中培养着我们兄弟一生的工作态度。我们没有他的写作才能，也没有像他后半生那样转行搞文物研究，但是学到了在任何困难环境下扎实做好自己工作的那份“耐烦”.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从北京大学教授改行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彻底结束了文学生涯，一头扎进了文物研究，后半生终于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想，这还是与他对生命的思索紧紧相连的。他研究、爱好文物，首先看重的是历史上前人劳动的成就，前人那些精美的设计、高超的工艺，实际上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他把古人丝绸的花纹、织锦的编织技术、陶瓷的造型推向苏州、杭州、景德镇，当时的口号“古为今用”,不就是为了让这些前人的工艺成就更有生命力地延续下去吗？就在这新的一行里，他重新用二十年代刚到北京时的那种勤奋、扎实去一点点地学习、积累。在库房里靠整理文物学习和积累；在展厅讲解员的位置上学习和积累；在编写展览柜的说明中学习和积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批判、抄家和被迫中断研究的干扰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他最终实现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生命延续给未来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