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可极偶然的，他还作过一首德文诗。且这首诗，后来还由郭沫若翻译过来。两大名家的这次合作，说起来已经十分遥远了……

    1920年7月，在日本读书的郭沫若接到《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一封信，说他们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翻译介绍一些外国名着。他希望郭沫若能将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全译过来。郭沫若同意并立即开始了翻译工作。这次翻译过程颇为繁难，这且不去说。翻译了《浮士德》之后，照郭沫若的说法：“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写诗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先是“五四”之前，作的诗崇尚清淡，简短；第二阶段受惠特曼影响，“做的诗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他翻译了歌德《浮士德》之后，受到影响，“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这个阶段，他创作了几部格局有限，甚或不够完整的诗剧，譬如《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等。这里，我们只说与郁达夫德文诗有关系的《女神之再生》。

缘起于《女神之再生》

    《女神之再生》这部短诗剧，完成于1920年12月。略早时，郭沫若写出的是一篇散文。后经成仿吾、郑伯奇、郁达夫等人读后告知看法；郭沫若此时对诗剧形式感兴趣，他便“大加改创，始成为诗剧之形。”（《女神之再生》书后）作品的内涵，郭沫若自己这样解释过：“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这话是作品完成十数年后的1932年写的。

    其中有无后来思想的灌注，我们不清楚，可如此来解读一部短短几页的诗剧，让人感觉有些大而无当了。这篇作品，后来收入《女神》，置于第一篇，读者大都读过。希望大家注意的，是篇首的一节歌德《浮士德》的几句附原文的诗作：

    AllesVergaengliche

    一切无常者

    istnureinGleichnis;只是一虚影；

    dasUnzulaengliche,

    不可企及者

    hierwird'sEreignis;在此事已成；

    dasUnbeschreibliche,

    不可名状者

    hierist'sgetan;

    在此已实有；

    dasEwigweibliche

    永恒之女性

    ziehtunshinan.

    领导我们走。

    ---Goethe

    ---歌德

    歌德这段诗的出处，大家都熟悉，是诗剧《浮士德》结尾的几句。郭沫若引用并翻译在这里，当然是拿它作自己“女神”意义的象征。

郁达夫德文诗寄感

    诗剧《女神之再生》写成后，郭沫若本人还是喜欢的。虽然他后来说，这诗剧由于“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但出版《女神》时却放在第一篇，起码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郭沫若将《女神之再生》散文初稿寄给了朋友郑伯奇。这显然是希望求得肯定的意思。郑伯奇读过之后，又转寄给了文友郁达夫。郁达夫一读之下，大有感触。篇首的歌德原诗，更激发了他的兴致。他立即运用德文，作出一首诗来：

    DasLieddinestaugenichts

    Weitister,weitister,

    DerBlaeue,weicheFrühlingshimmel,

    EineGlocketoenteher!

    Wovonkannichnichterzaehlen.

    Nureins,nureinssehrversichert,

    DieSehnsüchtemichrechtschmerzen,

    KummerundKummer,

    Ichsehnemichsehrnachdir!

    这首诗，应该是由郭沫若的作品触发所致。当然，是由具体内容感受而来，还是念及郭沫若及郑伯奇等文友情形而作，或者就是表达自己当时的心绪，就只能从诗作本身去探寻了。

郭沫若评价不低

    读到郁达夫这首德文诗，郭沫若觉着似乎与自己的《女神之再生》有些关联，并认为此诗“余尤得其暗示不少……”“原诗为德文，颇优美”,便将其翻译出来，附在了自己诗剧的后面：

    百无聊奈者之歌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

    他翻译的这首郁达夫诗，也富于节奏，韵致深切，一点不似许多译诗的僵直。从郭沫若的译文看，郁达夫表达的，应该是对自己精神“烦闷”状态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对郭沫若以及创作的“思慕”.仅读译文，我们也可感到诗作表达出了诗人真切的情绪。

    这首诗的原文和译文，郭沫若附在自己《女神之再生》诗剧后面，寄到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研究会”主办，在日本东京创刊，此时已迁回上海的《民铎》杂志。

    《女神之再生》在该刊1921年2月15日的第二卷第五期发表出来时，郁达夫的这首德文诗及郭沫若的译文，也附在诗剧后面刊发出来。后来《女神》出版时，郁达夫的德文诗没有附后。

    《女神》出版后为郭沫若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没附录出现在诗集中的这首诗及译文，也就长期待在了那份出版已相当久远的《民铎》杂志里。不说今天，就连1932年郭沫若写作《创造十年》时也说：“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然而，他对郁达夫的这首诗评价不低：“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见《创造十年》第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