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在当今社会，对儒家思想中蕴藏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进行传承发扬，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拥有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沃土，对儒学的继承发扬也不例外---西部高校第一所国际儒学研究院植根于这里，在《儒藏》等研究上成果丰硕；在蓉5所高校已在美、法等5个国家设立了9所孔子学院，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向世界传播；民间的儒学热近年更是蓬勃兴起，儒家经典着作成为中小学课堂和普通市民中的热门读物……今日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关注儒学在成都的悄然兴起，敬请关注。

    在国内率先开展《儒藏》编纂，创建“中国儒学”博士点，承担着四川人文学科迄今为止最大的人文工程《巴蜀全书》的编纂……这一系列学术课题，全部跟一个名字连在一起：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作为四川儒学大本营，它不仅会在浩瀚的史书中研究经典儒学，更是走出了大众儒学的“第一步”:计划编写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儒学教材，甚至编儒学连环画给小朋友看。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认为，儒学本就是面向现实社会的致用之学，它对扭转信仰缺失、行为失序的状态有着积极作用，“让儒学走出象牙塔，也是研究院的应尽之责。”

    一种需求

    “对人生和社会有很多疑惑，希望通过学习儒学，能够知道人该如何生活，社会该如何和谐发展。”

    一种责任

    “编写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儒学教材，编儒学连环画给小朋友看……它对扭转信仰缺失、行为失序的状态有着积极作用。让儒学走出象牙塔，也是研究院的应尽之责。”

为了编纂“最远去过台湾图书馆”

    在成都西航港长江路的文化走廊上，一组汉白玉《儒藏》雕塑伫立街头，10册比人还高的“书籍”整齐排列，颇有厚重感。若你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就会更加仰视它---这套名为《儒藏》的文献，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整理编纂，在现实中已出版274册，花费了17年。有学者评论，尽管国内数所高校和研究机构都致力于《儒藏》整理，但四川大学的这套丛书，仍算得上“千古儒学第一藏”.

    “这是2500年来最大型的儒学文献资料库，我们把历代浩如烟海的儒学文献加以系统、科学地整理。”川大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回忆，1997年刚起步时，以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为班底，20多人全情投入，“它打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以‘三藏二十四目’为分类体系，现在已出版完成了‘史藏',’经藏‘和’论藏‘的编写还在继续。”想起编纂的过程，川大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尹波教授感叹，无耐心和毅力不可完成。他们要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把有关儒学的人物传记、碑刻、墓志铭等内容全部找出来，用老式标点断句，必要时还要写校记。那些大部头的史料，散落在全国各大图书馆里，为了找一本书而跋涉千里，是常有的事，“我最远都去过台湾的图书馆。”

    这部鸿篇巨制，奠定了川大儒学研究的地位，也成为2009年10月，川大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创办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的重要机缘。一种传统文明为何要与“国际”挂钩？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郭齐教授告诉记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国研究者就提到：21世纪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就要回到2000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这意味着，儒学已是世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研究院已是四川儒学研究大本营，除了率先开展《儒藏》编纂，它还创建了“中国儒学”博士点，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历史文献学”……现在，它还承担着四川省人文学科迄今为止最大的人文工程《巴蜀全书》的编纂工作，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

    “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创办文翁石室，这所世界上现存的连续办学最悠久的学校 ,开启了巴蜀大地”重文尊儒“的学风，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继承、发扬和创新。”舒大刚如是说。

为了儒学他不惜“赔”20万回川大

    9月开学，27岁的黄璇成了川大国际儒学研究院的新一届博士生。“中国文化的根在儒家，这是我的兴趣。”黄璇读小学2年级时，无意间淘到《三字经》，原本打算送人，却读得爱不释手，那种情结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如今，研究院每年都会招20多名硕士和博士，“你为什么学儒学”已成为招生面试时的必备提问。有的回答，很令郭齐感动，“他们说，对人生和社会有很多疑惑，希望通过学习儒学，能够知道人该如何生活，社会该如何和谐发展。”研究院里有一名年轻教师，他原本已在河南某省属高校评上了副教授，但为了继续儒学研究，他又回到川大，还为此放弃了副教授的职称，“赔”了对方20多万。对此，尹波感叹说，现在的研究生几乎已是“90后”,尽管很多人批评他们是浮躁而功利的一代，“但看到有年轻人仍然对儒学执着，还是感到欣慰。”

    此外，尹波还碰到过“儒学发烧友”.一位40多岁的文化公司高管，总爱给他打电话，“你们啥时候办儒学讲座，一定要通知我！”一次为了听讲座，这位高管刚出差回成都，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就直接打车到了现场。翻开研究院创会理事名单，你会发现医疗集团、房地产，甚至燃气公司的负责人都名列其中。

一个认识不能只有研究没有实践

    舒大刚平常很忙。前天，他又出差了。据同事透露，这次他想和合作伙伴谈谈出版儒学教材的事，“我们想编一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儒学教材，从儒学本身的知识体系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而在这个设想前，舒大刚和他的团队已经做了类似尝试：他们编了一套大众儒学书系，以儒家的制度、观念、礼仪等为主题，一共写了12本，属于适合普通人的科普读物。甚至，他们还为小朋友编了儒学连环画，以卡通人物的形式让儒学变得“可爱”了，“比如跟小朋友讲’孝‘,讲听爸爸妈妈的话，就画了很多古代孝敬父母的感人故事。”

    很多人知道这事后非常惊讶：研究文史哲的人不是只端坐书斋吗？对此，舒大刚笑着解释，这是对儒学的误解。在他看来，儒学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问，儒学本身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致用之学，“如果对它只有研究，没有弘扬，只有学术，没有实践，特别是没有面对现实社会需要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儒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传世的真谛。”所以，在致力于《儒藏》等经典儒学外，推广大众儒学也被研究院视作分内之责，这也是对川大儒学研究“通经致用”“关注现实”的传统的实践。

    舒大刚的概括切中时代命脉：“今天想要扭转信仰缺失、行为失序的状态，儒学自然是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