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2010年3月26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