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前往河北省鹿泉市文保所参观，见到了已退休的老所长杨建忠先生原来介绍过的宋代牧羊人摩崖石刻题记的照片，内容虽然简单，字数也不多，但既然从未引人注意，亦未有过着录，就值得专门前往考察，一饱眼福。于是，笔者在杨建忠、鹿泉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张辰国和史志办主任齐海群的陪同下，专程到鹿泉市宋代牧羊人摩崖石刻题记所在的宜安镇王屋村考察了一番。

　　王屋村位于鹿泉市北部的九里山西麓，宋代摩崖石刻即在九里山最北头一座山头与里面山头相夹的一条山沟中，俗称狼窝沟。这里荆棘丛生，后半段没有路，只能拨开杂草灌木前行，沿沟向东上行约三里路即到，石刻保存在沟南侧半山腰一处山洞内。洞高约3米，宽约6米，深3、4米，摩崖石刻在洞西壁，文字最高处距洞地面约2米。文字三行，分别是“牧自己羊，因记。/田村明玉（或为”五“）番化之与子侄。/庆历五年后五月十二日”.据向导封先生介绍，此洞被当地村民称为“字儿洞”“字儿门”,沟北山下一带称棒槌岭，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

　　为了便于对照图版和研究录文内容，下面依题记格式录文如下，并附照片：

　　牧自己羊，因记。

　　田村明玉番化之与子侄。（“玉”字有残泐，或为“五”）

　　庆历五年后五月十二日。

　　从图版可见，此石刻题记字体粗劣，书法水平很低，题记内容也很简略，三行仅26字。题记第1行为“牧自己羊，因记”,说明题刻人就是牧羊人自己，是在放牧自己羊群的时候所刻，此行说明了题刻的缘起。第2行称“田村明玉番化之与子侄”.“田村”是村庄名，今九里山北麓10多里处有一田都村，20里处有一“田村”,分别属于今鹿泉市宜安镇辖村和黄壁庄镇辖村，不知是否为题记中的“田村”,至少不能排除可能性。至于“明玉番化之与子侄”是何意？笔者推测这里的“明玉番”应是人名，此人姓“明”,名“玉番”,“化之”是其字。“与子侄”是说玉番与其侄子一起题刻。第3行“庆历五年后五月十二日”是题记的年款。“庆历”为北宋仁宗年号，庆历五年即公元1045年。“后五月”指的是五月之后的闰月，查《宋史》卷12《仁宗本纪》，果然是五月条后接书：“闰月丙午，曩霄遣人来谢册命。”证实庆历五年确是闰五月。

　　首先，不妨探讨一下题刻人问题。如题记第2行所示，本题记主体是“明玉番化之与子侄”,即明玉番与其侄子，那笔者为什么还提出题刻人问题呢？笔者是这样考虑的，因为题记的书法过于粗劣，笔者怀疑这里的题刻人可能不会是明玉番而应是其侄子。从“明玉番化之”的名字看，此人既有名又有字，应该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至少也称得上乡村识字人，否则不会名、字俱全。而且，他已有侄子，至少年龄不会太小。我们知道，古人学习通常是从幼年习字开始的，成年后即使文化水平有限，但书法水平不至于太差。从敦煌文书的情况看，属于少年儿童的“学郎”,其书法水平一般来说低于成年人。因此，笔者推测牧羊人题记有可能是明玉番让其年幼的侄子题刻，因此才书法粗劣，当然这仍属一种推测。

　　其次，探讨一下牧羊人石刻题记的价值问题。因为题记文字太少，除了姓名和年款之外的主体内容只有“牧自己羊，因记”六个字，该题记说不上有太大史料价值，但是它有一个最显着的特点，就是题刻人并非常见的官员文人军将，而是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牧羊人。两个牧羊人居然有能力、有兴趣仿照一般文人习惯在牧羊之余题词刻字，而且记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内容--牧羊，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河北腹地农村民间文化教育状况的一个侧面。《宋史》卷86《地理志二》记载北宋真定府下辖九县，分别是真定、槀城、栾城、元氏、井陉、获鹿、平山、行唐和灵寿，今鹿泉市即真定府的辖县获鹿。获鹿县位于真定府城之西。西部处于山区，东部处于平原，经济条件属于中上。题记中的田村假如真是今鹿泉市宜安镇的田都村或黄壁庄镇的田村，那么这里靠近平山县（田都村和田村民国时期属于平山县），北临滹沱河，水利条件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应属于河北平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们知道，宋代随着经济、科技特别是印刷术的普及，文化和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大超过了唐代。《曾巩集》卷15《上蔡学士书》就说：“自汉降戾后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后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也有诏称：“朕念天下士乡学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狭，或栖迟田里，白首而不得进。”均可见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和乡学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新发现的牧羊人石刻题记无疑展示了社会底层劳动者中至少也有一部分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而这种文化教育水平的获得很可能与宋代乡学有关。牧羊人石刻题记为印证宋代乡学和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河北地区的具体例证和实物资料。

　　再次，还必须就可能出现的对上述石刻题记真伪提出疑问的问题做一些预先性的说明。对一切缺乏科学考古和严格记录而来源不明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投以审慎严厉的目光是每一个社科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对书法粗劣容易使人生疑的牧羊人石刻题记也不能例外。但是笔者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第一，该题记是笔者偶然从杨建忠先生口中得知的，并曾亲眼见到了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拍摄的题记照片和文物登记卡片等档案资料。第二，该题记年款“庆历五年后五月”指的是庆历五年的闰五月，这对一般造假者具有一定的知识难度。第三，“子侄”的“侄”字，左旁作“女”而不作“人”,这对现在习惯以“侄”作通行字的造假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知识难度。第四，笔者曾在2013年8月下旬河北大学召开的“中韩第五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本题记为题作过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王曾瑜先生建议对题记中“自己”一称进行考察，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依据之一。受此启发，笔者专门求教刘进宝先生帮助检索最能反映十六国至唐宋时期民间语汇的敦煌文献，在S.9930号检索出“今将自己舍”、S.6537号背检索出“右通前当自己内分配”等语，可证民间确有第一人称的“自己”一词。基于以上四点，笔者认为鹿泉市新发现的牧羊人石刻题记应当属于宋代真实文物，基本可以排除现代人造假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