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禹贡》杂志成立80周年。这份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己任的杂志，是现代中国最早注意到边疆研究之重要性的杂志。而其主创者顾颉刚，曾于1938年入甘肃考察伊斯兰文化，并提出因文化隔阂而出现盲目的民族矛盾，必须用诚挚严谨的研究来消除。让我们温习一下《禹贡》这份杂志，重新检视历史前辈关于边疆研究的洞见，将其作为我们一份可以继承的文化遗产。

　“化缘”办刊学术救国

　　致力于地理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术。

　　1934年3月1日，《禹贡》半月刊创刊，标志着禹贡学会成立。这个由学者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的学会，是我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抗战前的数年时间里，禹贡学会的成员们致力于研究沿革地理、边疆史地，展开探讨民族问题，以尽书生报国之志，用历史拯救民族国家，谋求民族复兴。他们的行动和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皆影响深远。

　　《禹贡》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经费来自捐款，顾颉刚、谭其骧每月捐出20元，有时捐40元，另有一部分来自会费，“普通会员每月收会费一元，学生会员收五角”.

　　时局混乱，经济衰颓，民不聊生，《禹贡》这一民间刊物时常陷入“财务危机”.顾颉刚感慨说：“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派。其实，胡适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他一手抓着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没有钱，我这个老板是没有一点经济基础的。”

　　如此一来，只能四处“化缘”.“那时候，学者们看见顾先生过来了，都躲开，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一来，无非是要钱，要稿子！”除了投入自己几乎三分之一的收入，顾颉刚得向人求援，他曾向另外两位“老板”胡适和傅斯年写过求助信。

　　1936年5月，禹贡学会得到政府承认，在北京正式成立。顾颉刚、钱穆、冯家升、谭其骧、唐兰、王庸、徐炳昶等7人被推选为学会理事。由于顾颉刚的努力，7月，禹贡学会获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一万五千元，“有了钱，开始设置专业研究员”.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指出：“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禹贡学会学术救国的希望显而易见。在《禹贡》半月刊里，顾颉刚更是宣称：“他日将以民族史与边疆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则此会为不虚集，此刊为不虚出矣。”

回族回教研究富有成效

　　消除民族间的隔膜和纠纷，应该从文化教育入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界，都引发了“精神地震”.当其时，回教问题进入顾颉刚的视野。在《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中，他写道：“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最严重的压迫，才使我突然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

　　禹贡学会对边疆问题十分关切，先后制作了多期专号，其中有关回族、回教的专号就有两期。顾颉刚认为：“回汉问题，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上说，或是从现在社会生活的调协上说，都绝非一个小问题。”要解决问题，要消除隔膜和纠纷，他认为应该从文化教育入手。

　　顾颉刚提出了几点做法，包括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等要开设与回族和回教有关的课程，给回教人士自办的学校提供各方面的辅助，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全中国的回教学者以及对于回教问题有兴趣的人应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规模的学会，使回教文化的研究事业有一个中心机关。葛剑雄认为，这些提法，要和河套水利等生存方面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看，从各个方面来面对民族问题。

　　在顾颉刚看来，回教文化的研究正是在文化方面做沟通回汉的正面工作。他解释道：“因为从文化方面讲，回汉间的隔膜，其问题不在于回人对于汉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于汉人对于回人文化的不了解，同时也在于回人对于自己过去的回教文化的了解过于不普遍。但使汉人了解回教文化，一定可以改变他们轻视回人的心理；更使回人普遍地了解过去的回教文化，也可释然于回汉之原是一家，只不过宗教不同而已。”

　　当然，不只是回族回教研究，不只是边疆地理研究，禹贡学会还绘制地图，出版丛书，在经济、政治、民族、宗教、交通等领域多有成果。“这个学会学术性、综合性都很强。”葛剑雄说。“七七事变”后，《禹贡》半月刊停刊，1955年2月，在顾颉刚的主持下，禹贡学会正式解散。不过，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师名家都出自顾氏家门，且已开枝散叶，学术薪火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