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鲁迅先生没有太多交集。当年在北京，顾颉刚弄历史为业，没怎么参加各色论争。新文化运动里多分派，派性斗争得厉害，顾颉刚没怎么掺和，他哪派都算不上，属于逍遥派。

　　顾颉刚与鲁迅先生交往而形成恩怨，起源于同在厦门大学教书。林语堂就职厦大文科主任，筹备厦大国学研究院，任职第一事，即从北京挖人才，将鲁迅、孙伏园与顾颉刚诸先生罗致过来。

　　刚来厦大，两人惺惺相惜，交往甚欢，同处办公室办公，同赴伙食堂吃饭。顾送鲁一本宋濂的《诸子辨》，鲁也请日本友人为顾找《封神榜》资料，友谊相得，其乐融融。只是好日子不长久，说来也没甚标志性事件。开头两人相见错身而过，不搭腔只点头；后来头也不点了，算到要错面，一人先往厕所去，或一人呆在办公室再多读三五分钟报纸；再到后来，闹得厉害了，鲁迅先生在报上写“禹是一条虫”以讽刺“红鼻子”（先生讥称其红鼻子）。

　　这让顾颉刚郁闷，他想不出是哪里开罪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没怎么说。后人从先生日记里，找到了一些友情破裂的蛛丝马迹。大概是顾颉刚到厦大后，一派热心肠，今天推荐这人，明天引进那人，先后推荐了潘家洵、陈乃乾、容肇祖等人来厦大。顾颉刚引人来，并没拉帮结派意思。时人公认，顾是没什么心机的人，他一向喜欢呼朋唤友，跟很多人都扯得火来。既是朋友，便两肋插刀，顺便做件加深友谊的事，有何不可呢？

　　顾颉刚荐这人，举那人，这让鲁迅先生很不满。何则？因为顾先生引荐的人里，有好几个是鲁迅先生论敌的朋友。鲁迅先生在北京，曾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开过论战，成了论敌，鲁迅先生说“一个都不饶恕”,陈源之流肯定是在其中的。顾颉刚引荐的人里，有几位恰恰是陈源之流的朋友。鲁迅先生几次在给许广平的《两地书》里说起这事，如：“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如：“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荐引”;如：“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如：“惟顾颉刚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顾颉刚所荐举的这些人，很多是胡适一派、陈源一派，鲁迅先生与之不两立。鲁迅先生与顾颉刚是朋友，顾却引朋友的敌人的朋友来，那不是太不顾及朋友感受了吗？鲁迅先生对顾颉刚暗恨渐生，友情渐淡渐无；后来，虽不至于不共戴天，却也不太愿同履一地。顾颉刚在厦大，鲁迅就不愿呆在这里；先生后来到了中山大学，要命的是，顾不久也要来这学校。鲁迅大不满，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顾一来，鲁果然走了。

　　鲁顾交恶，当事人不说，后人不好妄测。不过鲁迅恩怨有时太分明，可能是真的。当年他与钱玄同，是特要好的老友，后来也闹得“你在我就走”的地步，1932年，鲁迅北上探亲讲学，要去钱玄同任国文系主任的北师大演讲，钱放出狠话：“要是鲁迅来师大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当了。”钱鲁隔阂竟至于斯！先生逝世后，钱做了纪念文章，心平了些，气和了些，对鲁迅先生性情褒者褒，贬者贬，其中谈起先生性格弱点有三项，如多疑，如轻信，如迁怒。比如迁怒，钱是这么说的：“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乙。”

　　钱玄同说得对否？也不好说，设若以今推古，那是很可能的。我是这派，论敌是另派，或者我与那人有恩怨，那么你得阵线分明，否则你就不够义气，这景也常见。只是这太为难朋友了。你朋友是我朋友，只要你朋友愿意，那是可以的；你敌人是我敌人，必须这么强求随你爱憎与恩怨吗？没必要吧。我觉得，如果鲁顾恩怨真是这么形成的，那么我希望鲁迅对其论敌，可以一个都不饶恕，但对顾颉刚等朋友还是饶恕则个。据《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