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达让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没有界限，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些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作品流行全球，人们会敏感地从一部作品中寻找到那些可以穿透地域、文化、肤色差别的意义与符号，中国的读者已经从每年引进的国外流行小说与热映电影中感受到了全球化创作的魅力，但中国文学依然还停留在“立足本土，探究人性”,疏略了科技发达对人性的撼动，创作立意仍然固执地从土地出发，写作出来的故事充满自欺与欺人。

　　汉学家能够发现汉语小说家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文学魅力，却对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如何拥有世界性一筹莫展，作为译者他们能够对外推介相对优质的汉语小说，但每当他们对中国文学提出批评的时候，却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个“门外汉”,无法令中国作家心服口服。汉学家梗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时扮演摆渡者的角色，有时则像根鱼刺。

　　汉学家之“火”是“虚火”.别指望他们被一些人所追逐、所盼望，就能够带动中国文学批量输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想要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还得依赖自身的觉醒、痛悟，指望汉学家拯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火，这种想法太幼稚。

　　“样本”顾彬：名气斐然 饱受争议

　　顾彬，德国人，目前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最初着迷于中国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此之前，他本来顺理成章该做牧师的，可这首古诗却让他的命运转了个弯儿。几十年汉学研究下来，他着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尽管名气斐然，他却饱受争议。几年前，一场引爆中国文学舆论场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尽管顾彬早就解释过报道与他的原意不符，他只是针对棉棉、卫慧和虹影的小说，但愤怒的中国文学界还是不断有人跳出来反驳“垃圾论”,最经典的句式是“只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中国文学”,这让顾彬不能苟同。

　　其实在更早以前，顾彬就对中国学界存在的这种声音感到不满。1997年，他在中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一名荷兰学者做完一个极富启发性的学术报告后，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点评道：“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他谈得不错。”话说得如此自然，在会场上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却让顾彬很诧异，“他好像有一种优越感，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只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中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顾彬较真地分析道，“其实在那场学术会议上，荷兰人做了最好的报告，没必要说‘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德国，讲出这个话来的学者就完蛋了，因为这是污蔑外国人，也许他心里也这么想，但他也不敢这么说。”

　　这个严肃的德国人的这番批评并没有引起在场中国学者的不悦。说这话时，顾彬也难得露出一丝微笑，平时他总是一副痛苦的表情，仿佛总是在思考，笑容不常有，因此也显得特别。就像诗人北岛笔下曾形容过的：“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

　　这些年走红的那些汉学家们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一种不自信，急需得到外界的认可，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中可见一斑。而汉学家正好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个汉学家就受到了意外追捧。从史景迁到孔飞力、魏斐德，再到傅高义、顾彬、葛浩文……这些名字不仅在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领域不容忽视，而且也“高调”进入大众视野，以一个群体的姿态崛起，或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生力军，或以旁观者的独立姿态为中国“指点迷津”.

　　伴随一个个汉学家的走红，围绕他们的争议和误解从未停止。顾彬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学家在中国”的故事可归结为在误解中对话。正如顾彬所说，如果“理解本身是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误解，那么就必须要允许误解的存在。”

　　史景迁

　　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他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有中国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了。

　　伴随着汉学家的走红，围绕他们的争议也从未停止。有关史景迁的争议一是他着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

　　陈安娜、葛浩文、马悦然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批翻译家、汉学家也随之浮出公众水面，陈安娜、葛浩文、马悦然受到大家的热烈追捧，很多人竖起耳朵聆听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从言语的蛛丝马迹揣测下一个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受到西方热烈追捧的中国作家。

　　马悦然和顾彬类似，他们俩因为深入介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而卷入各种争议漩涡。“中国官员贿赂说”、“翻译之争”让马悦然应接不暇。

　　葛浩文虽然远在美国，有人把他的翻译夸上了天，称其美化了原作者的语言；有人则对他大刀阔斧的删改大泼脏水。

　　傅高义

　　傅高义是最近以《邓小平时代》走红的美国汉学家，这本书在中国取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邓小平时代》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着作。在中国以及国外多个图书大奖中获奖无数。在很多历史研究学者看来，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提供的史料了无新意，但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的贡献是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给出一个历史解释的新框架，而且大体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