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特指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外学者。近来，汉学家们以一个群体的姿态迅速崛起，进入大众视野，从史景迁、傅高义、顾彬、马悦然……他们的着作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汉学家“火”了成为不争事实。然而这“火”是因为他们“扮演”的让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桥梁”角色，还是因为他们来自“他者”的视角从不同的镜面让中国从中照见不同的自己？中国学者与汉学家的对话难免互相冲撞，总有误解，可是不去对话，误解将永远不会消除。
中国学者之观“火”心得
李雪涛（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汉学家在中国火起来这件事要回到历史中去理解。
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游记汉学”;
到了传教士时代，比如利玛窦，写了很多更深入的书；直到1814年，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课至今，算是进入“专业汉学”的时代。
回顾近代以来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中国对这些汉学家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民国时期与西方的往来很正常，当时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就达到100多个。那个时候，无论官僚体制内，还是大学里面，很多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在学界，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学术大师也不少，所以是很平等的交流。没有崇洋的心态。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很多，是一种互相冲撞的结果。
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院系改革，很多外籍教授都跑掉了，中外很多学术交流中断，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开始走出国门，慢慢开始接续传统建立往来。我们慢慢开始翻译海外汉学的着作。中国人的心态还是译介的状态，好像他们是一座高山，尽管是中国的学问，我们还是把他们看得很高。这种状况持续到2000年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平等对待、争论一些问题。
我很讨厌这样一种论调：“外国人不行，怎么可能和我们比呢？”重要的是应该以一种跨文化的、平等对话来探讨问题，而不是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大国沙龙的态度来对待外国汉学家。
我认为这些外国汉学家在中国火得还不够，他们背后的努力，我自己觉得很值得我们探究，是值得敬佩的。反过来看，我们有谁能写一本德国文学的书、法国文学的书，翻译成德语、法语跟那些歌德专家、席勒专家、巴尔扎克专家坐在一起谈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这一反差除了西方文化依然强势的背景，也折射出整体中国学者的创新度不够。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汉学家可以“火”起来是因为更多的西方人在做汉学，但是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学术的研究，能不能像是汉学在中国的这种程度？我想这是值得大家去深究的。
对话之根本，当是敞开封闭、打通尘障，从而理解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也重新理解自以为理解的自己。而理解已经是诠释，“诠释的循环”正是诠释活动本身。因此，对话的关键并非正误之辨，何为“正见”其实无从谈起。在“误解中对话”恰恰会将我们引向何以为然的思考。
肖鹰（清华大学教授）
这些汉学家能够在中国受到追捧，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开始和世界联系起来，需要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而汉学家作为外域文化的视角常常给我们新的启发。
这些汉学家大多在资料的占有方面并不太占优势，比如顾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对资料的掌握肯定不如国内学者，但是他的阐释是有新意的，他的视角和方法都有别于国内学者，比如顾彬对丁玲的看法让人耳目一新。在处理如丁玲、赵树理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重要作家时，顾彬在书中表现了非常认真的与作家对话的态度。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与汉学家们的相遇有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的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
我自己的研究经常受到汉学研究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对中国古典历史的理解，包括现实问题的解读，都受益于汉学研究。这是我们经常受到冲击，也获得思考力量的来源。
汉学家之“火”是“虚火”
在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两位汉学家，一位是顾彬，一位是马悦然。他俩具体为中国文学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内人知道，但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马悦然曝光“中国作家向他行贿”,却让这两位的汉学家身份得以广泛传播。某种程度上，他俩更像是媒体宠儿，在等待他们的发言时，媒体更期待他们口中能有惊人之语，为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投入一块巨石。
真心喜欢、欢迎、尊重顾彬和马悦然的人有多少呢？不会有太多。在矜持与傲慢、自怜自爱与不屑一顾的创作者们看来，这俩洋人更多是以投机者的角色掺和到中国文学界的。国内文学创作群体对汉学家的矛盾态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自身的无知，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一个文学史与国家史一样漫长的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这种自豪切割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随便写点东西就能称霸世界文坛就有些自不量力了。
对待汉学家，国内作家们的傲慢是表面的，一旦有与汉学家亲密接触的机会，国内作家的两面性未免就暴露出来。对于内心深处渴望走出国门的作家们而言，汉学家是一座桥，而且是一座独木桥，想要获得国外出版社的认同，乃至于想要获得国际文学奖项，非要经过这座桥不可。所以，不要诧异马悦然对一些中国作家的鄙夷态度，在这个洋人的眼里，文学与人格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似乎不相信一个人格低劣的人，其作品能有多大的价值。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美国译者葛浩文频繁被提起，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两位更愿意隐身于莫言庞大的身影之后，心甘情愿地扮演做嫁衣的角色。作为把莫言推向诺奖领奖台的“功臣”,陈安娜是一家图书馆的普通图书管理员，她之所以喜欢莫言的小说，是因为觉得莫言的文字“既幽默又残酷”,而葛浩文则明确表示，自己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无论外界对他的译文评价是好是坏，都会让他觉得惶恐与沉重。
于是，本就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经常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的吹毛求疵者，一类是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学输出做着无声贡献的人。但要相信，只要这些汉学家被赋予了通往名利之桥的引路者角色，他们就没法不火起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交流渠道少之又少，离开了这几位热衷于中外文学推介的汉学家，哪怕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再好，也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永远也不会为世界名着的中国阵容增添新成员。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