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年前，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数百年来，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演变成为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建文帝的命运，在史学界衍生出了4种说法：一说他死于战乱，一说他“出家为僧”,甚至有传说他流亡海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其踪迹……

　　“我的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近日，90岁的丹阳人戴壁城致电现代快报，称他近来研究家谱时有了意外发现--他的祖先、丹阳戴氏一个分支的始迁祖戴瑞珊，曾花30年时间寻遍万里，最终在一个叫“穹浪山”的地方找到了建文帝……

　　这一发现是否能够破解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明朝第一悬案？现代快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现代快报记者 林清智 陈曦

　　一篇“藏身”家谱的墓志铭

　　戴壁城的发现要从一本家谱说起，这本家谱里记载了一篇明代的墓志铭。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接到报料后两赴戴壁城家中。

　　戴壁城生于1923年10月，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丹阳支行行长，退休后，除了炒股，研究家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今年10月中旬，戴壁城在阅读《丹阳家谱提要》时得知，有一本1936年重修的《云阳戴氏家乘》，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我小时候就知道家里有这本家谱，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出丹阳，这本家谱没有带走。”

　　戴壁城立即让在上海工作的孙子去图书馆查找，“孙子打电话给我说，找到这本家谱了，而且在上面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名字。”孙子替戴壁城复印了一本。11月中旬，戴壁城在琢磨家谱时发现了一篇墓志铭《东山公墓志铭》。

　　现代快报记者在戴壁城家中看到了家谱的复印件。家谱共6卷，第一卷是“旧谱序跋”, 第二卷为传记、祭文，第三卷为“行序录”,第四为“世系图”, 第五卷第六卷为“世系表”.

　　第一卷中收入了《康熙壬辰修谱序》《乾隆甲辰修谱序》《道光戌子修谱序》《光绪乙亥修谱序》等序文。戴氏家谱始修于清朝康熙年间，而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这一版是民国时重修的。

　　这篇墓志铭是家谱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墓志铭是为戴家先祖戴瑞珊而写，共1400余字。

　　家谱记载，戴瑞珊，字国珍，号东山。元代末年戴超从新安迁到浙江，他的孙子戴瑞珊在明初又迁到丹阳。戴瑞珊生于明洪武庚戌年六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壬子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近63年。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员外郎。建文帝在位期间，他当上四川提学副使。

　　《东山公墓志铭》由戴瑞珊的好友王用宾所写。王用宾名王观，用宾是他的字。

　　王观在戴瑞珊的墓志铭写到，“建文元年，靖难师起，朝廷拜李景隆为大将北伐，公上疏极言，景隆年少不知兵，北兵遒劲，不可轻敌，宜用老成者，持重坚守，挫其锐气，俟其怠归，尾而击之，可以制胜。”但当局未能采纳。

　　建文三年，正当靖难之役激战的时候，戴瑞珊赴四川为官。

　　墓志铭中王观写道，朱棣攻破南京，戴瑞珊得到消息后便散遣家眷，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他，随后改名换姓，“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栖遁所”.

　　戴瑞珊三十年追寻万里“始得见帝”?

　　据该篇墓志铭记载，戴瑞珊在安徽得知建文帝未死，藏身于苏州史仲彬家，他渡江赶到苏州时，建文帝已离去。戴瑞珊再由吴楚经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寻找，跋涉数万里，终于在穹浪山见到建文帝。

　　“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

　　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

　　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

　　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

　　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

　　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

　　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

　　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 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

　　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