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果真如此吗？有位研究辛弃疾的前辈郑重指出，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弃疾有没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谁没有委屈，有几人没有贬谪的经历，即使那些着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风顺的。辛弃疾有没有受到重用呢？相对而言还算是被朝廷重视的。虽然他闲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福建安抚使、浙东安抚使等，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