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首次亲自动手杀人，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在他二十二岁以后，是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工作时发生的。辛弃疾是历城（在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难”已然发生，中原为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辛家世代为官，按辛弃疾的说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为什么辛赞没有追随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担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开封府呢？专家的解释是辛赞为家计所累，辛弃疾的解释是“被污虏官”,即被金人俘虏后强迫出来做官。虽然做了金朝的官，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美芹十论》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辄引臣辈（辛弃疾等人）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辛弃疾则说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时时刻刻惦记着揭竿而起，看来，在忠君的层面上，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丝毫不逊色于杜子美。

　　辛赞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还让十四岁的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乡举。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赞又两次派辛弃疾跟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两次考试，辛弃疾都没能登第，专家的解释是参加考试不是祖孙俩的本意，实际上，辛弃疾是在根据祖父的指示，借此机会到敌人的统治中心侦察敌情，做好起事的准备。也就是说，当时辛弃疾是以考试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骛，所以没有考中。况且，辛弃疾一旦中了机会，脱身不就很困难了么？

　　总之，专家认为辛弃疾这么聪颖的人才考试失利，“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相关证据也是可以很快寻觅出来的。金朝有位名士刘瞻，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年轻的辛弃疾与党怀英，当时人称“辛党”.党怀英的来头比辛弃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进士及第，结果陷入了温柔富贵之乡，再也爬不出来了，后任金朝莒州军事判官，入为金朝国史院编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成为金朝文坛的杰出代表。据他《奉使行高邮道中》等诗歌来看，他还一度作为外交人员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这时的党怀英有没有机会同早年的朋友辛弃疾亲切会谈，假若两人见面的话，又会谈论些什么呢？对待各自人生道路，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很多眼光的来审视许多史料，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持有的审慎态度，哪怕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一个人见人爱、人人都想帮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无可厚非，不过，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辛弃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爱国激情，似乎就过于残忍了，因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是一个爱国志士。当年范邦彦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伪官，估计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样--仔细想想，主动甘心当汉奸的男人还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亲人即女性的撺掇，又好比一个王朝的灭亡后都把责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

　　范邦彦考取了金朝的进士，担任了金朝蔡州新息县令。后来金主完颜亮兵败，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宋军的来临，把整个县城都还给了南宋政府，并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临阵投降叛变，南宋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主动投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范邦彦认为自己是抓住良好机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来，不仅辛家满门忠烈，而且辛家的姻亲都是忠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念不同不会成为亲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辛家对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资料证明，辛弃疾与范邦彦之子范如山，即他的小舅子关系很亲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于是两人又亲上加亲，范如山的儿子娶了辛弃疾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三代一个循环，生活真是奇妙，谁也没有沾到谁的便宜，林妹妹与宝哥哥那种关系在古代还真不少见。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大举南侵，强征汉丁，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年青的辛弃疾不仅自己纠集二千多人参加耿京的义军，还说服一个名叫义瑞的和尚率领千余人成为自己的战友。义瑞归顺后，见辛弃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个小头目，心中自不平，于是窃走大印潜逃。耿京很生气，严厉斥责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是这个和尚进入义军的介绍人，同时还兼任大印的保管员，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罪不可恕。辛弃疾也很愤怒，于是请求亲自了断这件事。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赶，终于俘获了义瑞和尚。义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弃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饶过他这一遭，还给辛大侠猛戴高帽子，说什么“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冷笑一声：你当我没有听说农夫与蛇的故事么，你想当那条狡猾的忘恩负义的蛇，可我会做傻傻的农夫么？手起刀落，将义瑞和尚人头斩落。

　　《宋史》不仅记录辛弃疾斩杀义瑞的事迹，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义瑞和尚哀求的言辞。看来史官们虽然看不起义瑞和尚的人品，可对他遗言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辛弃疾是不是青兕，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起来，先讨论辛弃疾“力能杀人”的现象，因为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低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与理解低层的前提。“辛弃疾是青兕”这是一个高端问题，“辛弃疾力能杀人”只是一个低层的事实与现象。

　　“辛弃疾力能杀人”,当时义瑞和尚用自己的脑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无数的脑袋不仅证明辛弃疾力能杀人，而且很擅长用这样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似乎让人觉得辛弃疾真是青兕，不过由于史官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就用王蔺弹劾“辛弃疾杀人如草芥”来暗示；又因为辛弃疾历来都是人们同情与敬佩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又极其含蓄，只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一不留神就被人们忽视了。

　　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着，据说使奸盗屏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