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刘济有关幽州镇储帅选择意向的清晰和刘总的阴谋篡夺导致了刘济的杀身之祸。

　　三、刘济"最务恭顺"原因揭秘

　　网文有标题称刘济是"晚唐最'规矩'节度使",此话应源自《旧唐书·刘济传》的一段话："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所谓"最务恭顺"是说刘济对唐廷恭敬顺从；所谓"朝献相继"是指经济上对唐廷时常尽一些"贡献"义务。以上对刘济的评价是相对于河朔三镇中其他魏博镇、成德镇多数节帅所做所为而言的。与刘济在幽州镇当政大致同时期，魏博镇的当政者是田绪和田季安，成德镇当政者是王武俊和王士真。田绪为人"便弓马，性狡黠","凶险多过",被史家称为"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其子田季安继位，也是"性忍酷，无所畏惧",且"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1本传）王武俊在建中年间的四王事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置唐廷于灭顶之灾，故史家称李宝臣和他："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蟊贼。加以武俊之狠狡，为其腹心，或叛或臣，见利忘义，蛇吞蝮吐，垂二百年。"王士真是王武俊之子，他在成德镇节帅中，政治倾向和行事风格接近刘济，"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2本传）以上四位与刘济相比，田绪、田季安、王武俊显然是"尤骄蹇不奉法",王士真虽然与刘济相类，但其当政时间不及刘济的一半。由此可见，刘济在处理与唐廷的关系上的确是"最务恭顺",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向心力。

　　刘济对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父辈影响，二是本人出身使然。受父辈影响可从其父刘怦对待朱滔的言行得到体现。幽州镇本质上属于割据型藩镇，对唐廷的离心倾向不言而喻，但其内部也长期存在主张顺从朝廷的向心势力。早在建中三年（782年）幽州节帅朱滔密谋叛唐时，就遭到了相当数量军士的激烈反对，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朱滔为此"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资治通鉴》卷227）。刘济的父亲刘怦就是其中向心派的重要一员。《旧唐书·刘怦传》称朱滔密谋叛唐时，正受其信任的刘怦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易亡，今复何有？怦忝密亲，世荷恩遇，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也。"朱滔病死后，刘怦被军士推为节帅，在政治上对唐廷持续采取向心政策。刘怦身居幽州节帅之位虽然仅有三月，但他作为父辈的上述言行不可能不对作为长子继位的刘济产生影响。

　　所谓本人的出身使然，是想说明刘济在入仕之前曾是一位读书人，中过进士，这是他对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因素之一。关于刘济的进士身份，《旧唐书》本传不见记载，不过《新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称他"游学京师，第进士，历莫州刺史。怦病，诏济假州事".这里有一个疑问，刘怦是幽州镇的一位武将，刘济"游学京师，第进士"可靠吗？笔者以为《新唐书》所记应该无误，这从权德舆撰刘济墓志文可以得到印证。该文称刘济："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有司擢上第。"那么，刘济游学京师中进士在什么时间呢？我们知道，刘济死于元和五年（810年），享年54岁，则其生年应在至德二年（757年）。他于贞元元年（785年）继任节帅，之前曾历任"参幽州军事，转兵曹掾，历范阳令","兴元初"又任莫州刺史。兴元是唐德宗年号，只用了一年，"兴元初"即公元784年。那么，刘济所任幽州参军、兵曹掾和范阳令只能在公元784年之前。又，《全唐文》卷480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其中称刘济，"建中初，假道州县，操长是邑。"可证刘济任范阳令是在建中元年（780年），而其所任幽州参军、兵曹掾必然是在前此的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至779年）。刘济所任的幽州参军、兵曹掾在大历何年，目前缺乏具体的实证材料，假设两职历时五年，则其"游学京师，第进士"的经历应在大历十年（775年）以前。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两次唐廷面向包括河朔地区在内招揽人才、招收官员子弟入学京师国子监的记载：一次是代宗广徳元年七月诏："河北、河南，有怀才抱器，安贫守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者，委所在官长具名闻荐。"（《唐大诏令集》卷9《广徳元年册尊号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页），一次是永泰二年（766年）正月下诏："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为奉义方，修德立身，是资艺业。恐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咨禀，负经来学，宜集京师。其宰相朝官、六军诸将子弟，欲得习学，可并补国子学生。"（见《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刘济在永泰二年（766年）年龄是9周岁，无疑符合以官员子弟进入京师入学国子监的条件，也与权德舆撰志文所说"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相吻合。刘济应该就是依照永泰二年诏令条件而在年龄达到14岁后成为国子学生的（唐代州县学生入学年龄下限为14岁，国子学亦当如此）。按照唐代规定，国子学生最长的可保留9年的学籍，优秀的可以考取进士。据此计算，刘济在国子监学习的时间应该在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士及第可能在大历十年（775年）前后。这些推算难免有失精准，但刘济在出仕之前是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并无疑问。

　　刘济的读书经历与进士出身，无疑对他处理幽州镇与唐廷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是记述刘济建中初任范阳令时修建的文庙碑，其中称："学，所以知君臣父子之义者（中略）吾宰主百里，作人父母，权舆斯庙，以为人纪。"该碑立于贞元五年（789年），距刘济升任幽州镇节帅已经五年。尽管立碑者讨好刘济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刘济当年创修县学时所强调的"君臣父子之义"却恰恰是当时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刘济此语的表述与其读书经历和进士出身很难说没有关系，这也应该是他在处理幽州镇与唐廷的关系时表现出"最务恭顺"的思想根源与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