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河姆渡遗址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牟：1973年，余姚文化馆的许金跃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姚江边上发现了石器和陶片，而且陶片是厚厚的、黑黑的。

　　当时，我马上给浙江省查抄文物清理组的周中夏汇报情况。他告诉我，刚好有同事在宁波出差，第二天同事回杭，就带来了发掘出的骨器、石器和陶片。大家都感到十分新奇，觉得应该进行抢救。

　　当天中午，我们到达余姚县城后，发现已经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去现场了。

　　文化馆馆长郑保民就向邻近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我们一行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到达离现场最近的河姆渡车站。

　　这种经历，让我感到，保护文物真的如救火一般。

　　记：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牟：我们在编号T3的深沟里，发现了叠压在黑色陶片之上，还有一层以外红内黑泥质陶为代表的文化层。

　　这种泥质陶1957年冬在湖州邱城的下层发现，当时被认作是浙江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那么现在在它之下的黑色粗质陶片，应该属于更原始的史前文化，这是事先未曾想到的收获。

　　这次发掘，彻底扭转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框架。

　　河姆渡、钱山漾、邱城这三个地方，经过测定，年代都比中原文化早，就此正式打破了“中原中心论”。

　　河姆渡距今约7000年，它的发现写入了历史教科书。

　　【良渚文化】 “以地球村的眼光看待中国考古学研究”

　　良渚遗址群各重要遗址发掘后，牟永抗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观点。

　　在良渚玉器上，他看到了东方的“太阳神”崇拜——那是一束温润淡雅的“光”，折射到尘世的代表，是玉器、丝绸和漆器。

　　这三样物质，正好代表了东方温柔优美的生活方式，清淡雅致的精神世界。

　　记：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中，您重新提出“玉器时代”，如何解释？

　　牟：进入文明社会，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东方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玉和礼仪制度。

　　《说文解字》释“靈”字下面的“巫”，为“以玉事神”。玉是巫献给神的礼物，说明玉礼器在礼仪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东方进入文明的标志。

　　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就是东方史前艺术的瑰宝。

　　但我提出“玉器时代”的核心是：东方观念里面，这种人神合一的交往，要辩证地看。

　　它有推进社会前进的一面，也有束缚和落后的一面。所以，我认为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南部的文化，更能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

　　记：您提出要以地球村的眼光看待中国考古学研究，为什么这么说？

　　牟：在浙江引进考古学以后，在江南一带，呼吁奔波考古学探索的人，都不是学考古的。

　　比如张天放，是学经济的。发现良渚的第一人施昕更，是学地质学的。

　　浙江地区的考古，表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通过历史资料，重新解读历史，获取考古学成果。

　　这是在地球村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应该重新思考的东方观念和形态。

　　平时总是笑嘻嘻

　　一说到考古就激动

　　讲述人：刘斌，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牟老师是浙江考古界的资深前辈，他的人生经历比较坎坷。但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也是轻声轻气，加上他长相和蔼，很多初次见面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事实上，他性子很急，而且对学术问题很较真。

　　每次和别人探讨问题，讲到一些不同看法时，他的急性子就显现出来了，他的语调会激动起来，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非要讨论出个结果来。

　　有意思的是，遇到初次见面的人，他都会像查户口一样问对方：“我是考古的，所以我要考考你，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也正因为他的较真和执着，他才能在艰难的考古发掘中坚持下来，并且获得那么多的成就。

　　他对年轻一辈的考古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也都很关照。

　　我刚来考古所时，他是考古一室的主任。我经常去他家蹭饭吃，他亲自给我们烧。

　　反山和瑶山遗址发掘时，他还亲自带我去工地，把他的野外考古经验和思考，都传授给我们。

　　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楼航对本次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