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如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象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明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
2．胡适爱吃徽州锅。胡适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的饮食是否西化呢？不！他不但没有西化，而且徽州化。他在家中，不喝咖啡，更不喝可可，只喝绿茶；喝茶也不讲究，一般的龙井。他年轻时在上海，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大醉，几乎醉死。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没有茅台，更没有外国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至于吃哩，没有牛奶，也没有奶油。伙食是家常便饭，一般化，尤其是家乡化。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徽州的饮水含矿物质较多，是一种硬水，须要多吃一些动物脂肪，肠胃才舒适些。微州菜的特点是荤油重、味咸，适合于当地环境。胡适十年在外，口味虽有改变，但幼年的习性还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他一生最爱吃徽州锅。可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的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是：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八至十块，成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散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象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胡适每到南京、上海，同乡请他吃饭时，他指定要吃徽州锅。幼年的爱好已经形成，虽到老不易改变，何况人的思想，一旦形成，直到僵化，若想改变，实在是戛戛乎难哉！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3．前面说的是住、食，现在谈谈胡适的穿着。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夭，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4．胡适何时有自备汽车？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帝王建都之地，紫禁城雄峙中央，皇城围之，再外为内城，最外为外城，规模宏伟，整齐划一，为世界各国古都之首。可是那时，
晴天则灰尘飞扬，雨太则泥水载道；大风起兮，黄沙遮天盖地，冬天到了，冰雪满街，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当时公共交通工具只有电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天桥到西直门，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东四到天桥，仅此二路而已。虽有出租汽车，少而价高，唯一代步工具只有人力车。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四号住后，房子大了，客人也多了，主要是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就丢了那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除了他坐外，还有朋友坐，江冬秀有时也坐，至于小儿们，则不准坐。他认为这不是为了节省几个汽油钱，而是教育小孩，不要养成“幼年享福”、“从小摆阔”的坏习惯。
5．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阔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饭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为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