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苏维埃区域所以能够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条件有限，对各省交界处的山区，中央及地方政权往往无力顾及。加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省割据势力强大，且内讧不断，战争频繁，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外交困，无暇集中力量对付出没于各省交界处的中共武装割据。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运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逐渐解决了党内派系纷争，这就开始有了集中兵力剿灭位于长江流域地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可能。如果说过去受到各方制肘的国民党屡屡在围剿中共武装的作战中失利，一旦其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大致解决了自身分裂的问题，清除掉中心区域附近的中共苏区，注定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内部阶级斗争，更是“注定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内部原因，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造成了民心背离。中共的土地革命，是以消灭地主乃至富农为手段的，因此其分配土地虽然容易赢得贫苦农民的欢迎，但其乱捉乱杀的情况，也容易造成众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恐惧。何况，中共的土地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中央苏区在江西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因政策变化导致的土地重分就不下三四次。由于频繁地查阶级和重分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划成了地富分子，或被罚做苦役，或被肉体消灭，这种情况不仅使富裕农民人人自危，贫苦农民也无法安心生产。
二是残酷的内部肃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苏区的肃反始作俑者是中央苏区1930年肃AB团及其对“富田事变”的镇压。几年时间在中央苏区因此被害者，就有76000多人。这一肃反惨剧，虽然发生在苏联大肃反之前，但是和苏联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苏式阶级斗争的杯弓蛇影，使各个苏区在1931年到1932年都相继开始了类似的肃反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肃“改组派”，成千上万自己同志惨遭杀害，大批干部死于非命。
苏维埃的共产体制有超强的社会资源提取能力，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极端手段征粮征兵。但涸泽而渔的战争动员，只适用于游击性的掠取资源，并不宜于固守一地拼消耗。然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之难以脱离固有的“国土”，跑到外线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可以层层筑堡困死红军。原本就被历次战争耗光了有限的战争资源的苏维埃共和国，到这时再也没有可能挫败国民党的进攻了。苏区青壮男子几乎抽空，粮食极度匮乏，连最高领导人也要饿饭，社会到处弥漫着恐慌情绪，大批农民“反水”，逃兵现象已难以控制。到夏秋以后，苏区已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苏维埃革命在1934年前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来自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失误。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博古们执政，即使换上了对共产国际不是那么惟命是从，军事战术也更加灵活的其他人，也同样挽救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命运。博古们的教条僵化只是加速了这场失败的到来时间而已。
《“中间地带”的革命》是从绝地求生的逃亡角度解读红军长征的。这更可以反映长征真实的险境——漫无目的，随机应变，艰难险阻，命垂一线，几经灭顶之灾而侥幸逃生。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约8。7万人，未及湘江部队已逃散2万多人，湘江血战后又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不得不放弃到湘西落脚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向川黔边境，试图建立新根据地，但在中央军和川军的夹击下，仍不能立足，又被迫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有1万多人了。两军会师后，双方很快为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南下与北上，都与抗日无关，只是求生存的选择。北上的目的是到苏蒙边境，打通国际通道，依托苏联的帮助再打回来。北上之行路途遥远，地理环境更加生疏，危险性并不小于南下。但毛泽东深知让张国焘挟数万强兵控制住中央，中央必将丧失掉实际领导地位。故他毫不犹豫，力劝中共中央领导人，逃出张国焘的控制范围，哪怕北上损失更大。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能保存这数百干部、数千战士，就是胜利。（张国焘的回忆大致相同。他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第226、227页。）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北上途中，中央红军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的消息，于是马上停止北上外蒙边境，转向到陕北，最终得以落脚，结束了危机四伏的长途跋涉。而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兵力也只有1万多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更为幸运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紧接着也到陕北了，故中共中央首先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不仅使长征途中在遵义改组的中共中央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奠定了党内斗争胜利的基础；也使中共中央第一个得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方针，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方针的重要指示。
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重大方针原则的变动，对处在绝对劣势的中国党无异于及时雨。包括海归派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可以摆脱过去那些僵硬和激进的方针原则，从实际需要考虑问题了。
从长征的生死线走出来中共党人，在共产国际“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的新策略思想下，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统战方针，调整了阶级政策，甚至表示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他们在实际上很快就放弃了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退回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政策上来了。
中共施展纵横捭阖的策略手段，最大的成功是与负责陕甘地区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立住了脚跟。万余人的红军和张杨率领的十几万剿共军队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形成了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设想。中共为此不惜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张学良则是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实现打回东北的愿望。双方就此一拍即合，红军的给养和被服，也因此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只能重新承认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和同样在西南的红二、六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商定的计划，集中到西北地区来。
然而，正如《“中间地带”的革命》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近十万之众会合到了甘肃北部，表面上力量是集中了，实际上的生存危机却更为严峻了。一方面，西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原本分兵几处的国民党，这回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了。而原本秘密和中共中央合作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却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迫下，不能不转而与红军重新处于战争状态了。中共和红军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与苏联约定好的计划，实施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因为，一旦红军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就可以迫使拒不合作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按照中共的意愿进行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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