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苏俄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的热情，固然“能够大大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注定会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远。当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在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双重纠结下，国共各有所图的联盟也就走到了尽头。

问题还在于，国共合作的短暂联盟虽然破裂了，但是通过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国民革命，苏俄革命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广泛传播。国共都是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最为相近的两大革命党。通过这些革命党人，给国人灌输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这是列宁主义的最大成功。此后，“革命”、“反革命”、“反动派”、“反帝反军阀”、“左倾右倾”等具有鲜明苏俄意识形态的话语，继续沿用下来了，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争派斗的通行语言，影响极为深远。

二、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人脱离了苏式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轨道，转向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独立，在全国建立了取代北洋政府的南京政权。中共则开始了以推翻国民党政府，阶级斗争，建立工农政权为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革命上的失败，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党内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如书中所言，斯大林“即使是为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顾名思义，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革命模式。《“中间地带”的革命》书中将其称之为“全盘苏化”的革命，确是有其道理的。这场革命不仅其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内容是苏联的，其具体方针的制定、策略手段的运用，也是来自苏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为这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苏维埃是人是物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苏联的大量经费、各种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可以想见，这场革命根本不会存在。

从移植苏维埃革命的角度看，传统党史讲的所谓“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实可以解读为“全盘苏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推进路径，把失败当作高潮，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第二个阶段根据莫斯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到来；第三个阶段是完全执行莫斯科意志，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坚持阶级革命的目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红白政权的对立。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流亡，实际上宣告了这场流血数载、伏尸千里的“全盘苏化”革命的失败。

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都是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设计出来的，以同样的历史发展路径规划中国革命的路线。首先纠结不清的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中国革命，究竟处在哪个革命阶段上？是俄国的1905年，还是俄国的1917年？革命是高潮，还是在低潮？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逐步递升的三个阶段，认为：“广州时期”是以反帝为中心“全民族联合战线”，近似俄国的1905年革命；“武汉时期”资产阶级害怕而脱离了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苏维埃时期”是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阵营，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继续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有着超越常人思维的高度。其革命的线路图是：革命越深入，革命阵营就越分化，革命力量越小，革命就越纯洁，革命形势越激烈，革命就越彻底，而越分化、越纯洁、越彻底，就越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国共分裂即标志着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

按照这一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发动了全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把中国革命推到工农专政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场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消灭小资产阶级。红色暴动照搬了苏俄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所到之处“大烧大杀”。被消灭的不仅仅是地主富农，还包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店主、商贩甚至中农。从上述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可以看到这个悖论的源头和其逻辑的延伸。红色暴动的盲目乱烧乱杀，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者，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农民群众“反水”，对此许多当事人都有惨痛回忆。后来把这种行为定性是“盲动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免会把一切稍有余粮剩米者都看成是敌人。显然，这种做法和国民革命过程中许多同情中共的青年人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感到困惑，不少人也因此退出了中共。但这恰恰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意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因而天生对革命就是动摇的。

莫斯科在大革命失败后即明确认定，中国革命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成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大量吸收大批“工人分子”入党，并充当党的各级领袖。在莫斯科的直接安排下，中共六大完成了领导集团的改组，但50%以上的工人成分，并未能带来革命的成功。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对此不胜感慨地总结说：六大代表暴徒一大堆，在75个代表中工人占了41个；36个正式和候补中委，工人占了22个，17个根本不够格，后来14人都成了叛徒。由阶级出身决定革命性的荒诞不经，可见一斑。

中共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理论上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但工人阶级在中国不仅数量少，认同共产革命的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产业工人，基本是跟着国民党走的。能够肆无忌惮地执行“烧杀政策”的底层人物，大概也只有流氓无产者可以来得。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都很难有这样的狠劲。这或许是革命需要通过“烧杀政策”，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来由。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也清楚，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靠组织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一哄而起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组织暴动的意义就在于制造革命，即“靠少数人暴动，刺激底层民众跟着起来造反”。但要制造出革命来，必须具有两项条件，一是社会本身要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贫苦民众的生存基础；一是要有相当的外界的利益诱惑和理想刺激。1920-1930年代的中国，由于内外战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动荡、阶级分化，饥民遍野、匪患频乃的现象，到处可见。中共要找到革命的人力资源并不困难。但仅有穷人并不够，中共还必须要能够提供给穷人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因此，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和宣传共产主义，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也因此，几乎没有哪个革命的领导人，会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也就不可能被动员起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