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文化思潮，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在多元视角下，开创第一个“全球化体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威泽弗德强调指出，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专业化战争、全球商业、国际法准则），“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第282页）其实，他的这个见解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早有认同。1995年12月31日的《华盛顿邮报》公布了该报“千年人物”（ManoftheMillennium）的最后人选就是成吉思汗。该报公布的理由就是成吉思汗具有今天“全球化”的眼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1999年12月的《时代周刊》也把成吉思汗列为千年人物第一名。正是有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反思这个背景，作者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才使人感到有新意，这也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老话。

当然，本书的优点明显，缺点也同样明显。这主要反映在过度诠释和误读中文文献。姚大力在该书的中文序言中指出了一些，基本正确，但姚大力批评威泽弗德利用《蒙古秘史》的材料，解释成吉思汗杀其兄弟别克帖尔，是怕他娶自己的生母为妻，则不确切。姚辨析别克帖尔没有长兄的身份，不可能有长男特权。威氏的解释肯定有问题，但从文献记载的当时存在的“收婚制”风俗来看，即使别克帖尔有长子身份，也不足以激发年幼的成吉思汗的忌恨，远有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史记·匈奴列传》），近有明朝嘉靖时三娘子嫁蒙古俺答汗父子之事都是明证。从人类学的调查来看，人们对从小就习以为常的婚姻形态很难产生抵触心情。另外，威氏认为蒙元帝国让包括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第217页）、使中国获得一种真正的海洋权（第224页）、明朝废元朝的纸币（第264页）这些都显示出他对中文文献的不了解。更令人诧异的是威泽弗德认为在成吉思汗之前，“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导言）这个错误对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人来说简直犯得莫名其妙。从欧洲方面来讲，至少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63／64BC～AD24）的眼中，丝国人（Seres）就是指中国人。（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而《后汉书》提到甘英出使到大秦，学界的通行看法“大秦”就是指罗马。而在唐贞观十七年（643），东罗马的使者到达长安一事已被欧洲学者认为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外交往来。”（同上，第94页）作者无视中文文献还可以说是某种遗憾，但对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不重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消亡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一件大事情，在威氏书之前没有人从现代世界形成的角度予以高度评价，也没有一本介绍蒙古史的书籍有他写得那样生动；在向读者介绍蒙元时代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使我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强大的世界帝国不能持续，它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会中断数百年？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曾经有个这样的评论，他说，蒙古帝国的基础是一种自然的草原结构，受到自然周期的支配，只有科学武器取得人为优势后才可以结束这个帝国。（《草原帝国》，第525页）格氏的这个解释我认为可以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蒙古帝国和今天世界的全球化，基础迥然有别，前者基于草原结构，后者是仰仗商业和技术，两者所带来的优点和缺点却同样明显，今天批评全球化的声音随处可闻，那么人类真的需要世界帝国吗？这个可能要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帝国会终结吗？终结的武器又是什么？在威泽弗德讲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形成的作用之后，我想到的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又将会给后人带来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