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有很复杂的面貌，“现代性”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而争议较少的概念。尽管“现代性”这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内涵不能取得一致，但“技术”、“商业”、“世俗性”和“全球化”都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威氏认为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有关，恐怕就是出于这些考虑。从技术上看，在蒙古兴起之时，成吉思汗的部落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其首领的财富不过是拥有马镫。蒙古征服开始之后，却能够吸收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最突出的是把我国的火器技术带到了西方。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威泽弗德认为，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而在十三世纪已经出现过由蒙元帝国维持了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十三世纪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成为蒙古扩张的动力之一。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出口欧洲。（第238页）作者的这些看法就好像是在评论今天的欧盟和中国的制造业。
重商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之一，它把货币当成财富的唯一形态；而资本主义的特征按照黄仁宇的简明概括，就是“数目化的管理”，这两项重要的特征在蒙元帝国都有清晰的表现：蒙古人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威氏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这样强调，但他也指出了蒙古人对数字信息非常重视的客观原因，即帝国的庞大需要更方便的计算方法来管理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蒙古人采用阿拉伯和印度数学许多实用新方法进行“数目化管理”自然顺理成章。在当时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都有一个数学知识中心，英文中的“algorithm”（运算法则）一词就源自于“alKhwarizm”（阿拉伯语“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管理的结果就是把阿拉伯数字、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第243页）不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数目化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这是后话了。
今天的世界是随着血缘、家族、种族、地域、国家等共同体一个个逐渐弱化而形成的。长期被视为野蛮民族的蒙古人恰恰最不受血缘、地域和国家这些概念的束缚，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之前发生的“巴泐渚纳誓约”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03年，成吉思汗和汪罕争权，亲戚都背弃了他，他逃避到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此时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此时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一事件对蒙古人极具象征意义，表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第64页）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等行为都可以溯源于此。威泽弗德指出，蒙古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不在乎意识形态问题，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书写是否符合文言规则、绘画是否需阿訇赞同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强制实行技术、农业知识和国际新规范，打破当地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第245页）蒙古人何以能够如此呢？显然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当时的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比如蒙元时代之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和现代美国的兴起颇有些类似，值得思考。
三、作者重估蒙元时代的文化背景
1127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时去世，遗命秘不发丧。诸将奉柩返回蒙古，途中尽杀所遇之人以封锁消息。其陵寝不封不树，下葬地区由兀良哈部严格守卫数百年已无法辨识陵寝所在。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不世出的业绩，身后不搞有形的崇拜，只有一面在战时指挥的黑色旗帜被作为灵魂信物保存了下来，成为蒙古人的精神象征。它历经风雨和战乱，在蒙古保存了数百年，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下消失。为确保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与安葬地不成为民族精神的圣地，该区域为苏军驻防，外人概莫能入。在蒙古成为苏联附庸的时期，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多呈负面形象，而亚洲国家也往往把成吉思汗作为反抗西方霸权的象征，这就使得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威泽弗德的这本书的出版，多少扭转了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认识。
威泽弗德原本是做丝绸之路的商业史研究，当这项研究1998年告一段落时，他在蒙古接触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资料使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同时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给威泽弗德带来了机遇：一是于十九世纪我国发现的《蒙古秘史》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列为禁书，刺激了《蒙古秘史》的地下研究和释读，有关成吉思汗的新材料在七十年代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认识；二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学者能够深入禁地。威泽弗德是唯一获准进入成吉思汗出生地与埋葬处的西方学者。他在蒙古一呆就是五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把十二种语言的一手和二手材料对照《蒙古秘史》实地进行研究，寻找成吉思汗的成长史迹，该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在我看来，此书的有趣除了威泽弗德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之外，还另有两个重要的机缘。首先是他写作该书的时机恰逢全球化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使他很自然地把蒙元帝国的一系列的成就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也很容易看出蒙元时代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蒙古帝国所实行的世俗政治、法律面前无论贵贱、贸易自由、知识共享、宗教宽容、外交豁免权、国际法、国际邮政体系等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在作者眼中，成吉思汗是用帝国的形式创造了和平的世纪，欧洲的近代文明实际上受益于蒙古的征服，且不用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经蒙古人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导言）一句话，按照全球化的标准衡量，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的成就都被历史低估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