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北京人，退休前曾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当年爱好体育运动，是师大附中足球队的，还险些成为中国第一代跳伞运动员。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粉墨留痕——岳春生节目单收藏展》是一个相当不起眼而又特殊的展览，不论你是不是一个舞台艺术的爱好者，走进这个展览，那些老旧的节目单、熟悉和不熟悉的剧目和艺术家，就像一帧帧历史画面，勾起观者沉淀在心底里的美好记忆。

　　这些节目单相当有讲究，全都是首轮的首场演出时购买的，对于收藏者是一份亲历的记忆和纪念；对于剧院、节目和艺术家而言，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而论及这个展览的观众，则是借助一位七旬老人近60年的收藏和他的眼睛，了解、审视着北京舞台近60年的沧海桑田。这个展览是岳老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积攒下的近3000份各类节目单中精选出的，共200多件，堪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舞台艺术的微观史。 

　　走进岳老先生在北新桥的家中，拥挤的客厅兼书房被一摞摞书籍和材料占得满满的。岳老先生是北京171中学的语文教师，一生不碰烟酒茶，但酷爱舞台艺术，几十年从不间断，工资收入全都花在买演出票和收藏节目单上了。

　　自幼长在南城耳濡目染

　　岳老先生的父亲喜爱听河北梆子，母亲喜爱听京戏，他认为正是家庭熏陶，使得他从小就喜欢看各类文化演出。“小时候，我家住在宣武门香炉营四条，侯宝林大师住在二条，我家附近还有河北梆子团，很多京剧名角都住在那一带，耳濡目染，到了七八岁就开始看戏了。那时候宣武门有‘小市’就在城墙脚下，‘小市’上有戏棚子，都是用席子围起来的，非常简易，小孩子就从缝里偷偷钻进去。还记得都是折子戏，《千里送京娘》、《小放牛》、《珍珠衫》一类的，大多是两个人一台戏。”

　　岳老先生的童年就是在“小市”的戏棚子和胡同里的各种小演出中度过的，“老北京的胡同里经常有各种演出，挑着挑子出来表演的傀儡戏，有一出看一出。耍狗熊的、耍杂技的、吞铁球的，耍白耗子的，都特别有意思，不管演什么都追着看，反正不要钱。再大点儿，庆乐戏院卖票的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看戏就是点头票，但只能坐最差的位子。”岳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戏码有《牛郎织女》、《封神榜》、《哪吒》、《姜子牙与哪吒》，“那时候的舞台机关布景追求逼真和神奇，托塔李天王把手中的宝塔向空中一抛就变成一个硕大的真塔，到现在我都还觉得很神奇……上学以后，上世纪50年代看人艺的戏，当然还有老天桥的相声、评书、杂技、摔跤、戏法儿、拉洋片无所不看，还有电影……”交响乐也爱听，老先生记得当年李德伦带领中央乐团在中山音乐堂举办著名的“星期音乐会”普及交响乐，“演奏《梁祝》的小提琴手是俞丽拿。”

　　五百节目单收藏捐首博

　　岳老先生的节目单收藏与众不同，首先是年代跨度大，其次是舞台艺术品中无所不包，戏曲、京剧、话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戏、民谣、现代舞、流行音乐乃至先锋艺术，只要是舞台艺术都会涉猎。岳老先生有个习惯，要看演出就必须买节目单，“进剧院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节目单，有些重要演出买一份还不够。”近60年来收藏近3000件，其中70%是看演出时买的，30%是从潘家园、报国寺淘换来的和从剧团的博物馆、资料室求来的。岳老先生说，这一次的《粉墨留痕》是从近3000件节目单中精选的200多件，展览结束后，还将再选出300件，与展出的200件一同捐献给首都博物馆。

　　“这个展览最大的看点不在节目单本身，而在每一张节目单下面的解说词。”岳老先生说，所有的展品解说词都是他亲自整理写出来的，“展品的选择标准是，精选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舞台上每年的三台演出，必须是当年标志性、高水准、品相非常好的节目单。为此，我狂补了30多本相关书籍，每个标点、时间还有提法都必须做到精确严谨，虽然只是两百条一百字的说明，却是从十万字中捞出来的，甘苦自知啊！”

　　“智取”节目单方法多

　　收藏家必须具备极好的嗅觉，尤其是具有文化事件历史意义的演出绝不可轻易放过。而对于有的演出没有节目单卖，岳老先生也有办法，一次在北展剧场上演《延安记忆》，岳老先生坐在了记者席，自然不会落空。还有一次天津曲艺团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他等到演出结束，顺手把门前的海报揭走了。

　　岳老先生的家就在方家胡同46号院附近，那里所有的演出他都去看，“有一次发现‘热力猫’的海报是手绘的，这可是难得一遇，看左右没人，赶紧揭下摇摇晃晃的那一张，我这个70岁的老人干这个，别人看着肯定是够滑稽的。”至于在报国寺和潘家园淘换，那可需要技巧了，岳老先生经常出没在这些地方，看到有价值的必须不动声色，有时候为了一张节目单，要“花几千块钱把百十张一块儿‘大包圆儿’。绝不能让他知道哪张最有价值！”

　　勤写演出评论以理服人

　　爱戏而且懂戏，是岳老先生一生的执著所致，看完演出回家，连夜写感受、写评论已经成为习惯，“有时候是边看边写，没有纸就写在节目单上，有时节目单都不够写的……”岳老先生看过当年老版的《蔡文姬》，去年新版《蔡文姬》他又去看了，濮存昕主演，苏民导演，唐烨做助理导演，“看完演出当晚，我就给苏民写了一封信，对新版与老版之间的不同以及新版在台词、灯光、调度、音响、剧情等方方面面谈了我的感想。我认为在最后曹操那段大段独白的时候，蔡文姬坐在后面听的安排不合礼数，而且长幼不分。我把这封信放在人艺传达室，结果隔天唐烨就打来电话，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的戏剧和人艺的风格，唐烨告诉我，苏民看了信，当晚的演出就改了戏。苏民导演说我不仅爱看戏，而且懂戏。希望能够多听我这样的懂戏人的意见。

　　交老北京朋友先喝豆汁

　　岳老先生看的演出多，所以当演员的朋友也特多。60多年听过的相声超过3000段，家里收集的相声音像资料超过2000多盘，而单单李金斗的相声他现场就听过200多场，听完还要写文章写感受，李金斗对岳老先生也是格外敬重。当年冯福生演台湾在大陆的第一出话剧《红鼻子》时，“我们一起在街边小摊喝豆汁。边喝豆汁边聊戏，他是大演员，但在台下，人又谦和又亲切。人艺的韩善续也是天桥长大的，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喝豆汁、聊戏。我交朋友，如果是老北京人，就要先看他喝不喝豆汁。那年，韩善续在《雷雨》里演鲁贵，他破例请我到后台看他的演出，那真是一次别样的感受，至今难忘。”岳老先生跟老艺术家周正的交往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年夏天，他来家里做客，没有东西招待，就从架上剪一串葡萄，边吃边聊。”

　　■采访手记

　　节目单留存京城舞台粉墨痕

　　我曾在首博工作14年，深知博物馆和民间收藏之间的区别和相辅相成。对于博物馆来讲，它的收藏有一个相当庞大的专业学术支撑，以确保收藏品的真实、准确和科学性；而对于个体的民间收藏家来讲，则需要凭借个人的兴趣、爱好、学识以及一生坚持不懈的积累，如果仅仅以功利心想要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像节目单这样收藏界的“冷门”上，要想做到像岳老先生这样的程度并能得到博物馆的认可和收藏，为博物馆的收藏“盲区”补缺的例子是非常稀少的。

　　我曾经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当年每一场心仪的演出节目单和门票都会精心收藏，但是自从做了专门跑文化演出的记者，多如牛毛且艺术质量参差不齐的演出，让我渐渐失去对节目单收藏的兴趣，当着岳老先生的面，我真的羞愧说出我的大多数节目单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我甚至会替外地的发烧友朋友留下有收藏价值的节目单。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岳老先生收藏节目单的那份心。

　　在我的印象中，收藏节目单的人大多都是术业有所专攻，仅仅对着自己喜爱的一两门收藏。像岳老先生这样广泛收藏且达到博物馆收藏级别的，仅此一人。个人收藏是一回事，但要真正在博物馆办专题展览，通过200件节目单，能够说清楚北京近60年舞台历史脉络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就像是历史上的野史、笔记和今天时髦的“口述历史”，用个人的眼光来看待一段历史，虽然不一定具备“权威性”、“专业性”和全面性，但即便是“权威”和“专业”们，也未必能像岳老先生这样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岳老先生的这些藏品入藏首博，成就了一段北京舞台60年的“官史”，未来，人们将会依据这个每年三个代表性的演出的节目单，来回看这段北京舞台史。由点及面，人们还能够透过这些藏品以及岳老先生那些精练的说明文字，审视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