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没笑话过，赞美之词倒是不少。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献身，值得吗？

其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观、有骨气。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翻开史书，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前有魏晋时之嵇康，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谈笑从容，作广陵绝响；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

当金川门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你逃了，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时势不利，你可以隐居深山，结草为庐，诵经课徒，兀兀穷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饥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时机好转，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云集，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建庶人”挣得一片天下。仔细掂量，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