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蒲松龄途经女郎山下，吊古抒怀，赋有七律《女郎山》一首：“当年曾此葬双鬟，骚客凭临泪色斑。远翠飘摇青郭外，小坟杂沓乱云间。秋郊罗袜迷榛梗，月夜霜风冷珮环。旧迹不知何处是？于今空说女郎山。”

　　蒲松龄写的这座女郎山，位于如今章丘市绣惠镇北侧。蒲松龄诗中“小坟杂沓乱云间”，在 2009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417座两汉、隋唐、宋元及明清墓葬。而在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不仅发掘了100多座战国、两汉至明清的墓葬，还发现了一座规格很高的战国大墓。虽然墓中并未发现直接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但发掘者认为，它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将领匡章的墓葬。

　　有了考古发现，我们便不会再“于今空说女郎山”，数百座古墓密集出现，女郎山堪称济南古墓博物馆，而齐国大将匡章墓的现身，更是揭开了章丘城名称的由来。虽然如今，匡章墓遗址早已因高速公路取土而消失，2009年发掘的古墓群遗址也已成为章丘市第三职业中专校园里的绿化地带，但探寻埋藏在女郎山地下的神秘故事和历史风云，依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匡章墓齐国大将背后的历史烟云

　　1990年春夏之际，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院李曰训带领技工在女郎山取土场周围进行考古调查时，于女郎山西坡、南坡、东坡，分别发现了100余座战国、两汉，至明清的古墓葬。其中9座不同时期的壁画墓，有规律地排列在一起。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现如此之多的壁画墓，这在国内极为罕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女郎山西侧，发现了一座规格很高的战国大墓，发掘结束之后，李曰训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齐国大将匡章之墓，匡章之墓的发现，揭开了章丘城名称的由来。

　　鹅卵石成为战国大墓防盗手段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但是在李曰训的脑海里，那次发掘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1990年5月上旬，济青高速公路章丘段取土场的调查勘探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李曰训带领一支由30余人组成的考古钻探队，对女郎山东、西、南三处取土场进行着详细的勘探。当工作人员在女郎山西坡取土场一高台地上钻探时，忽然，一考古队员跑过来汇报，说是在山西坡那片高土堆附近，探到半米深就发现大片的鹅卵石子，探铲头都损坏了两把，无论如何也探不下去了。李曰训听说后马上跑到现场观察，并亲自钻探了几个探孔，发现鹅卵石堆积面越来越大。这时，他的心中感到非常惊喜。因为李曰训知道，墓室内积石、积砂并充填鹅卵石，是战国大墓防盗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这里很可能是一座战国大墓！

　　于是，李曰训马上带领几个探工，把鹅卵石堆积的范围勘探清楚。事实证明，女郎山西坡最初发现的鹅卵石堆积，为后来战国匡章大墓的发掘，提供了及其重要的线索与证据。

　　后来的发掘证明了鹅卵石在大墓防盗中的作用，李曰训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盗洞，但是挖到一米半左右的深度，盗洞又消失了。我们觉得，这是因为鹅卵石和大石块混合的形式具有很好的防盗效果——— 如果再挖下去，盗墓分子就可能因为坍塌而被埋在盗洞之下。这也使得这座珍贵的战国大墓得以完整保留。”

　　外椁盖上出现了一具神秘肢解殉人骨架

　　1990年6月16日，以李曰训为队长的匡章大墓发掘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李曰训告诉记者，战国大墓鹅卵石的防盗措施也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鹅卵石和石块混杂在一起，使得清理工作非常艰难。

　　李曰训说，大墓墓口长13.58米，宽12.15米。南侧有一条斜坡墓道。椁室位于墓室中央，四周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有5座陪葬墓和一处器物库，墓主用双椁一棺。整个墓葬的形制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

　　令人惊奇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具人骨架。一位年青的技工看到暴露出的骨架立即告诉李曰训：“李队长，咱们发掘的这座墓葬已到底，墓主人骨架也露出来了。”李曰训听后感到不大相信，马上下到墓室去察看，“我首先把坍塌的椁板痕迹与上面人骨架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又把四壁椁立板的范围找出来。从面积较大的椁板痕迹与四壁椁立板的不到底，我可以肯定地说此骨架决不是墓主人。而应是外椁盖面上的一肢解殉人。”

　　5座陪葬墓各埋一位18岁左右女性

　　李曰训告诉记者，除了在外椁盖上发现的肢解殉人，在主墓室二层台的西侧和北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五座陪葬墓，每座陪葬墓中都有一位年龄大约在18岁的年轻女性。而肢解殉人则是年龄在20多岁的男性。

　　李曰训说，这5座陪葬墓，都有自己的葬具，每座陪葬墓内均随葬有数量不一的仿铜陶礼器，器形有鼎、豆、盖豆、壶、提梁壶、盘、敦、舟，有的还有铜车器、水晶柱、滑石环、骨蚌器及陶俑等，“这些陪葬的年轻女子和外椁盖上的殉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殉人多为战俘等身份，是杀了给墓主人殉葬的，而陪葬者一般都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侍妾。两者身份截然不同。当然，殉人是谁？是在哪一场战争中的战俘？陪葬的5位年轻女性又是谁？她们有着怎样短暂而凄美的人生？这些问题都已经找不到答案了。”

　　彩绘乐舞俑世所罕见

　　李曰训说，陪葬墓的发掘令人惊喜，尤其是一号陪葬墓随葬的一组38件陶彩绘乐舞俑，可以说是该墓最重要的发现，这组精彩的乐舞陶俑可分为表演俑、歌唱俑、舞蹈俑、观赏俑及乐队演奏俑等不同的造型。其彩绘乐舞陶俑的造型生动，组合有序，保存完好，色彩艳丽。人物动作刻划得优美逼真，生活气息浓郁，而祥鸟造型也栩栩如生，是战国陶塑中的佳作精品，为我国战国时代出土的彩绘陶俑所罕见，也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艺术、乐舞服饰等，均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由于价值珍贵，这批彩绘乐舞俑还曾远赴日本展出。

　　主墓室的陪葬品就更多了。墓中出土了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乐器和杂器等总共437件，仅青铜礼器就出土29件，其中有铜鼎5件，豆4件，盖豆6件，铜壶4件，提梁壶1件，盘2件，勺1件，舟4件，敦2件。青铜兵器有戈、剑、矛、戟、镞等239件；乐器有编钟7件，编鎛5件。另外，在主墓椁室二层台东部的器物库内，还残留出土十几件仿铜列鼎、豆、壶、盘、舟、敦等陶礼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在主墓室的两层椁之间发现了一个装满了剑、戈、矛等大量兵器的箱子。这些兵器的出土，为墓主人身份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墓主人是赫赫有名的齐国将领匡章

　　根据其墓葬的形制特点及随葬器物判断，该墓应为战国中期的齐国大墓。这座齐墓与以往发现战国大墓相比，其墓室面积不算太大，但随葬品却非常丰富；并置有双椁一棺，仅青铜兵器就随葬了200多件，并且埋葬的特别讲究，这充分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相当高的。

　　在战国时期，贵族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甚严。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使用棺椁、列鼎及礼乐器上，都有着严格的区别。据《荀子·礼论》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该墓使用两椁一棺。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要高于一般大夫；而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及特制武器箱分析，其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军事将领。

　　由于墓中并未发现能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所以李曰训把目光转向了历史文献。在《战国策·齐策》中，李曰训找到了齐国将领匡章的记载。根据书中记载，齐将匡章，又称匡子、章子。他是战国时期齐国威、宣两代国君的著名军事将领。匡章曾率军击退秦国的进攻，并于公元前334年跟随齐威王，参加齐、魏“会徐州相王”的盟会论辩，魏相惠施进行了争锋相对的争论。后来，匡章又在齐宣五年(公元前314年)奉齐王之命趁燕国内乱之机，“将齐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一举攻破燕国都城，杀死燕王，创造了战国时期著名的“齐宣王破燕”之战。公元前301年，匡章又与魏、韩联军在垂沙战败楚军，创造了久负盛名的“垂沙之战”。除此之外，匡章还在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与声子率齐、宋之兵大战魏、韩联军，结果此次交战失利，声子被俘，匡章也大败而逃。

　　李曰训说，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匡章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虽然有过战败，也许身份有所降低，但肯定要高于一般的大夫。“匡章的地位和生存年代，和女郎山发现的战国大墓规格完全相符，此外，该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和专用兵器箱都与匡章的武将身份相称。因此我们推测墓主人就是匡章。”

　　章丘城的名称应该来源于匡章大墓

　　李曰训说，关于女郎山，清初乾隆章丘县志引载的《三齐记》有两种说法，一说此山称为女郎山，故因汉平陵侯章亥之女溺死葬此而名之。二说女郎山又叫章丘山，故因战国时齐将匡章葬此而得名；并说章丘山附近还有章丘城。但为什么一山两名？而章丘一名的最早来历，是根据上述哪条记载？“我们联系章丘山是以匡章(章子)大墓而命名的传说，考虑到匡章的封地就在章丘一带，因此推测当时的人们为了纪念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老将军匡章，把埋葬匡章(章子)的这座山称为‘章丘山’，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后来人们又把章丘山附近的古城，也就是汉代所谓的阳丘城称为章丘城，这一切都是因为匡章大墓而得名。”

　　那么，章丘山为何又改名为女郎山呢？而所谓的“女郎墓”是否真的存在呢？《章丘县志》中关于“章亥之女溺死葬于此”的传说是否有依据呢？李曰训说，在1990年对战国大墓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他同时也考察了女郎山东坡另一座高大古墓，结果是这座被当地群众称为“大冢子”、“章女坟”的古墓，上面虽然还存有五六米高的封土，但其封土下面，却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砖室墓。整座墓室保存基本完好。这座墓当初并没有进行发掘。假如历史上确有“章亥之女溺死葬此”的话，那么女郎山东坡这座汉代高大古墓，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女郎之墓”。但是，一切都要等将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了。

　　417座济南最密集古墓群现身

　　2009年3月—7月，为配合章丘市第三职业中专的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力量对建设所占压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万余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两汉、隋唐、宋元及明清墓葬共417座，共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玉器等文物1200余件。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考古科科长郭俊峰告诉记者，此次发掘的墓葬之多，规模之大，形制之广，均创下考古所发掘的记录，堪称济南古墓博物馆，对于研究当地的丧葬习俗和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边发掘，一边和盗墓分子“斗争”

　　当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抵达现场才发现，这一片墓葬群盗洞很多，在不足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遍布着各个时期的近300个盗洞，盗掘的探沟有十余条。抢救性发掘刻不容缓。

　　郭俊峰说，在发掘之前，考古人员首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勘探，先期发现了百余座古墓，其中土洞墓占多数，因为土洞墓的洞口很小，地下墓室的形状又往往不规则，再加上古墓层层叠压，使得古墓群非常复杂，为了保证人身安全，考古人员决定对墓群进行整体去顶揭露。

　　让考古人员备感压力的是，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被盗墓分子骚扰，为了保证考古工地的安全，考古人员不得不自己组织巡逻队日夜巡逻。郭俊峰说，虽然工作很辛苦，发掘期间，考古队成员几乎轮番感冒了两遍，而且一边发掘，一边还要和盗墓分子作斗争，但发掘成果还是让他们非常欣慰，“古墓群时代跨度之长，密度之大，都令人震惊，不仅济南仅见，全国也不多见。这对进一步搞清楚当地的墓葬结构、随葬习俗、历史变迁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独一无二的袖珍三彩骑马俑惊艳出土

　　417座古墓虽然基本都是平民墓，每座墓里面的陪葬品也不是很多，但发掘出来的1200余件文物种类丰富，其中不乏极有价值的文物。

　　郭俊峰告诉记者，其中有一件唐代三彩骑马俑，高只有6厘米，非常精致，如此袖珍的三彩骑马俑，在济南从未出土过。还有一件三彩熏炉，也非常精美。另外，宋代的玉壶春瓶、白瓷碗、瓜棱罐、四系瓶等文物都非常精致，比较特殊的还有一个明代青花瓷碗，“按照明代葬俗，很少有人会用青花瓷碗陪葬，但这个明代墓里却出现了青花瓷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对研究女郎山一带的葬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17座古墓，堪称济南古墓博物馆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考古科的王兴华告诉记者，此次发掘的古墓群持续年代长，数量众多，对研究不同时代的墓葬形制意义很大。

　　从发掘的情况来看，汉代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和砖室墓。其中，有的土坑竖穴墓带壁龛，随葬品多为陶壶一对；有的土坑竖穴墓底部砌有砖椁，随葬品为陶壶一对或者陶罐一对。以标号为M3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例，该墓长270厘米、宽200厘米、深130厘米。墓中还有一个二层台。墓底有人骨架1具，仰身直肢而躺，葬具为一棺，已朽。随葬陶罐1件，平放于脚端二层台上。不少砖室墓的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大多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宽于墓道。随葬品多为陶壶、陶盘、陶耳杯等。

　　隋唐时代的墓葬发现数量较少，形制皆为带墓道的土洞墓。发现的随葬品有瓷碟、瓷壶和三彩熏炉等。

　　而宋元时期墓葬其形制多为带墓道的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其中宋元时期土洞墓修建方式为先下挖竖穴墓道再横向掏出洞室，墓室中不使用砖结构。

　　宋元时期的砖室墓数量较多，墓室平面形状为圆形。墓室底部用青砖铺地，靠近墓道处多砌出天井，部分墓葬用青砖砌有仿木结构的斗拱等。

　　明清时期的墓葬分为带墓道的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土洞墓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随葬品多为碗、碟、罐等。砖室墓一般距地表深度较深，规模较大，整个墓葬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平面形状呈“甲”字形，墓室四壁采用青砖错缝平砌，白灰勾缝逐层内收成拱顶。

　　郭俊峰说，“2009年总共发掘的417座古墓，年代跨度大，集中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制的墓葬，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时代的墓葬形式，说它是济南古墓博物馆，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