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资料图
现代人说起八股,往往摇头。其实就是古代人,大多对它也没什么好印象。古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蠢,咱们看出了八股文的坏处,他们其实也都看出来了。问题是:其他的替代方案可能还不如八股考试呢!
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个东西败坏人心,戕害学问。比如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廿一史废。”他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坑儒。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还引了一首道情:“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政府对八股其实也不满意,觉得确实不太实用。乾隆年间,两次有官员提出废除八股,以匡时弊,争论一度非常激烈,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方案,八股文才一直延续到清末。
普通读书人也有牢骚。他们的牢骚倒不是八股文实用不实用,而是“你看张三那个猪样,写的文章狗屁不通,为什么他考中了而我却没有?还不是考官没眼?”蒲松龄考了一辈子,要不是老婆拦着,他五六十了还想跟孙子结伴赶考。为了励志,他书斋里还挂着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折腾出这么大动静,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考上。最后,蒲松龄拿起笔做刀枪,将满腔怒火倾注在《聊斋志异》里。书里有多篇故事都是痛骂考官,说他们比瞎子都不如,越是屁味儿十足的文章他们越喜欢,还说他们死后要下地狱遭报应。后来的文学批评家据此说蒲松龄“有先进思想,尖锐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其实哪里是这回事?蒲松龄所有的愤怒就是一句话:“考官为什么把我给漏了?”
当然,除了蒲松龄这样愤世嫉俗者之外,考生中也有乐观主义者。比如考生许儁去南京赶考时,在家书里写道:“我一到南京,饭量大长。早晨三碗,中午三碗,晚上三碗。如此吃饭,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考试安得不中?赶快修垒院墙、油刷大门,家里的两个娃崽,要赶紧打点,学学怎么做公子阔少!”
其实公平地说,相对而言八股文考试还是比较公平的。后来的专家们仔细分析过八股文。他们认为,跟策论之类的文体比起来,八股文在甄别考生的文字水平、知识储备方面,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再怎么说,它也是个主观性测试,没有一个精密尺度。所以,考试结果还是可能不太合理。明朝的冯梦龙,除了编写《三言》以外,还是个八股文大家。他出版了《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四书指月》等八股文指导书,风行海内。读者致文赞美道:“在本坊如获拱璧,愿海内共宝夜光。”这位巨牛指导了这么多考生,自己却一口气考46年,连个举人都没混上。冯梦龙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一个穷困潦倒、衣不蔽体的成功学讲授大师。现在我在书店里看见《教你如何成功》这样的书,脑子里有时会莫名其妙闪过冯梦龙的形象。这当然是我心理阴暗了。
所以,当年考生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论文容易论出笑话来。清代笔记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退休的翰林,后半辈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让儿子中举。天天起早贪黑地辅导儿子做文章。他特制了一把铁戒尺,儿子要是写得不好,就拿戒尺狠揍。后来儿子赶考,把自己考场上的文章抄给爸爸看。老翰林左手持卷,右手提着戒尺,仔细阅读。读了第一段,大喝:“破题这般荒谬,如何能中?该打!”照儿子脖子上一戒尺下去,打得儿子哇哇大叫。读了第二段,大喝:“承题如此松散,如何能中?该打!”又是一戒尺……一篇文章读下来,儿子脖子鲜血淋淋。不料,这时忽然有报喜的冲入家门:“少爷高高地中了!”
老翰林冲上前去,捧着报条,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200多眼。然后放下报条,背着手仰视苍穹,陷入沉思。良久后,他缓缓道:“这是云”。然后低下头看看:“这是地”。看看身上:“这是衣服”。然后一声大喝:“这说明我不是在做梦!”
他叫上儿子,急急跑进书斋重新阅读儿子的文章。儿子恐惧地看到他依旧左手持卷,右手提戒尺。老翰林重新阅读第一段,读完后击节而叹:“破题别开生面,石破天惊,怎能不中?没看出来,该打!”然后照自己脖子上一戒尺。读第二段,叹到:“承题丝丝入扣,别有深致,怎能不中?没看出来,该打!”又是一戒尺……
文章读完后,父子儿子都一脖子鲜血,相拥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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