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龚自珍

没有机会拯救这个国家，却又深刻洞悉这个国家如何危若累卵，龚自珍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偏激，乃至更加癫狂。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龚自珍就以爱骂人、会骂人、敢骂人而著名骂人给他带来的唯一好处，恐怕就是第六次会试时终于得以金榜题名。

显而易见，龚自珍是那个时代的异见者，而且是一个无所顾忌的高调的异见者。虽然他曾感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他对时政的批评却无所畏惧。这种无所畏惧，引来了关心他的朋友们的焦虑，怕他因过于激烈的言论被当局处分。如常州庄绶甲就担心他的《乙丙之际箸议》太尖锐，会给他带来不测之祸，写信劝他删改。但龚自珍不以为然，以一诗作答：“诗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对龚自珍稠人广座之中好议论时局提出警醒，希望他明哲保身，学会低调，“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并告诫他，朋友之间的促膝交心与社交场合的应酬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乱议朝政。至于比龚自珍更年长也更传统的老文人诸如王芑孙，则直言不讳地多次写信批评他，说他诗文中的指斥“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然而，委婉的劝说也好，激烈的批评也罢，都难以更改龚自珍的直率心性。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的京城，龚自珍的存在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也就难怪他的仕途总是极其不顺利。可以说，龚自珍因不得志而激烈批评时局，而他对时局的激烈批评又反过来使他更加不得志。他被正人君子视为异端，他的理论被正人君子当做歪理邪说。其情其景，就如同在瞭望台上的人看见了自己所乘坐的船只，正在撞向前方的礁石，但是，当他大声呼喊，大声提醒时，却无人理睬，甚至把他当成疯子和受虐狂加以嘲笑。这个看见礁石的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绝望的，愤怒的。

龚自珍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的批评与指斥，使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他的行事风格与做派，又让普通人对他感到难以理解。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中记载说，龚自珍宽额头尖下巴，双目似炬，虬须如戟。当他喝高了，喜欢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的手腕。每当与朋友纵谈天下大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当时京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大夫，都把他称做龚呆子。张祖廉还讲到，龚自珍在京城做官时，曾经乘一辆驴车独游丰台，在一片芍药花深处席地而坐。大约是独饮无聊，龚自珍拉住一个过路的体力劳动者共饮。酒至半酣，他纵声高歌，把芍药花的花瓣都震得掉了下来。

如同中国史上不少天姿聪慧而又具备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龚自珍在天下人昏昏欲睡之时，率先察觉到了社会总崩溃的危机不可避免。但是，尽管他自视甚高，他其实也没法给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开出有效的药方。

林则徐是与龚自珍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另一伟大人物，多年来，在字正腔圆的教科书里，这位严肃的伟人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加以膜拜。和龚自珍来往较多的朋友中，就有后来谥号文忠的林则徐。林则徐长龚自珍八岁，却早于龚自珍十八年中进士。与龚自珍身处闲曹郁郁不得志相比，林则徐中进士后即进入龚自珍梦寐以求却无法梦想成真的翰林院。作为高级干部的储备，林则徐从翰林院外放后，很快就升任为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而龚自珍仍然在京城做一个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小京官。

当林则徐被道光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以为自己为国效力，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到了。因为林则徐是他的朋友，而且是对他的才华表示欣赏的朋友，为此，他在林则徐赴广东前，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并希望他以两年为期，能够“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除了纸上的议论风生，龚自珍更大的心愿是跟随林则徐一起去南方。但是，林则徐回信拒绝了龚自珍：“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那么，林则徐不愿带龚自珍同去广东的“有难言者”到底为何呢？

林则徐与龚自珍地位悬殊却能成为朋友，在于他们互相欣赏，但互相欣赏之外，他们有着本质区别：林则徐是名臣，是段玉裁曾勉励龚自珍为之奋斗的名臣；龚自珍是名士，是被段玉裁告诫过勿愿为之的名士。作为名臣，林则徐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干练，严谨，廉洁；作为名士，龚自珍尖锐，疏狂，偏执。一个身负皇上重托以公忠体国自诩的名臣，必须考虑一旦有这么个口不择言，早已被视为官场刺儿头的名士在身边，将会对自己要做的大事产生什么样不可估量的影响。换言之，林则徐对龚自珍的异见抱有充分的戒意，虽然这种戒意不带任何敌意。因而，即便龚自珍写下的对策真的是有的放矢，谨小慎微的林则徐也不一定会带上龚自珍。更何况，龚自珍的这篇序文里写下的对策，其实并不见得就有多么高明。比如，他提出要断绝和西方国家的一切经济往来，以免国内白银外流；又比如，他认识到火器的重要，却建议林则徐按照两百年前明朝胡宗宪的《图编》进行仿制。诸如此类，都证明了龚自珍虽然最先意识到衰世的不可避免，虽然有拯救衰世的理想与愿望，却不具备拯救的才干与能力。对落入时光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怎样不世出的伟人，其实都生活在局限中。唯有局限，方才成其伟大。

在举世皆醉的混浊时代，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的愤激之语，同样适用于龚自珍。当龚自珍在1839年暮春，雇了两辆驴车，一辆拉着他的诗文，一辆自坐，黯然离开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京师时，这个年方四十七岁，却已走进生命暮年的诗人已然明白，他这一生，已经远离了外祖父愿望中的名臣与名儒，而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诗酒自娱的名士。此后的他更加绝望和轻狂，诗与酒，美人与剑，这些物什伴随了他孤寂的晚年。他时常把酒狂饮，语出惊人，有时则登高极目，涕泗纵横，观者莫不动容。正是目睹了治世不可再而衰世不可免的宿命，这位狂者开始极端地呼吁：那就让天下大乱吧。面对这个既没有才相才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的病态时代，龚自珍因为清醒和先觉，远比那些箫鼓笙歌里的醉者更为苦痛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