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英：当时日本人是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啊，都不抬头的。他们七个人坐在那，那连帽子摘了，只有这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他那个桌子上，其余他们都拿着帽子坐在那。

凤凰卫视2010年10月24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45年8月的一天，一架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专机飞抵湖南芷江机场，飞机上的乘客一行八人，为首的就是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

赵振英：我记得那年8月21日，日本人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去洽降，什么叫洽降，就是接洽投降，我们部队啊在芷江看着他坐飞机，今井武夫坐飞机去洽降。萧毅肃跟他接洽投降的事情，萧毅肃跟他谈完了，让他回南京去，准备投降的事宜，最后何应钦接见了他一次。

解说：此时，赵振英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第54军14师，他的部队正在芷江地区布防，就在此前两个月，中日湘西会战刚刚结束，日军以惨败告终。

赵振英：那时候啊，我们部队到芷江是因为日本人要攻击芷江，因为芷江有个飞机场很大的飞机场，它要攻击这个。我们是从云南用飞机运到芷江下飞机，准备跟日本打仗的，可是到那以后呢，日本人就没有力量攻击了，我们就只有在芷江那等着，这个时候一直就等到这个好消息。

解说：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天皇在一片惨淡中宣告投降，这个好消息让赵振英振奋不已。8年的艰苦卓绝，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赵振英：今井武夫坐着一个挂白旗子的飞机来的，我记得是挂个白旗子，他下来坐汽车上都有个白旗子。

陈晓楠：对于赵振英来说，日军飞机挂着白旗子前来乞降，这样的一个场景，在他的记忆力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八年之前，也就是1937年，还是一名学生的赵振英，也是乘坐了一列插着白旗的火车，离开北平的前门火车站，踏上了流亡之路。

赵振英：我是1937年7月23号离开北京，我坐那班车，是从北京西站发车，应当北京发车都是从东站，过去北京发车，客车都是从东站发车。

记者：东站是前门？

赵振英：面对前门，右手是东站，左手是西站，那时候你从北京要到什么天津、沈阳，都是从东站发车，西站是个货车场，专门发货车。可是那时候那末班车呢，我坐的那末班车是从西站发车了，西站发车，车前面还挂了个白旗。因为知道要通过卢沟桥，卢沟桥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坐那个车，通过卢沟桥的时候，车子开的比较慢，因为卢沟桥的这边就是29军，右边就是日本人阵地。我们可以看得见日本人，远远的用望远镜往车里面看，他怕是军车，他看是不是客车。

解说：赵振英在1931年，考入华北地区著名的通县师范，就在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作为年轻学子，赵振英和他的同学们都异常激愤。

赵振英：同学们就是对于日本人当然很恨了，我们通县呢，虽然没有很早遭到日本的侵占，可是，日本那些浪人，过去有很多坏人，经常到，也去那骚扰，什么卖鸦片烟，什么开妓院啊。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就接触到很多从东北来的人，到北京来，我记着那时候有一个歌，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我的爹娘。每天都在关内流浪、流浪、流浪，哪一天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一天能见到我那可爱的爹娘。

解说：1934年，已经是高中学生的赵振英，加入了“河北省学生第一集训队”，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目的就是培养军政青年学生干部，让学生们接受抗日的爱国教育，担任总队长的黄杰将军，是长城抗战中的名将。


 

赵振英：当时29军驻防北京、天津，学生也是很抗日的这个，所以那时候北京抗日的气氛非常浓。那时候有一个“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跟梅津美治郎签的，在这个协定里边，日本人提出来要让29军撤出北京、天津，让北京天津市长换人，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停止学生军训。因为它认为，学生军训是宣传抗日的，所以它要压迫这个当时得政府，要停止学生军训，所以我们这学生军训没有完就解散了。解散那天，我记得黄杰在台上，他说我们今天现在是受日本人的压迫才解散的，你们以后要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们可以找我，我会帮你们忙的，他说过这话。那时候学生们三千多学生，在他讲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都哭了，他也很难过。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