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洞窟及其藏经洞文书中有他们在沙州活动的为数不少的记录，于阗国王李圣天和于阗“天公主”等于阗人的像画入洞窟壁画中，作为洞窟供养人。此外于阗大太子从德并在敦煌为其父于阗国王李圣天营建有功德窟“天子窟”，从德在做了于阗国王后，对黑韩王朝的战争都要写信向在沙州的舅父曹元忠报告。因此可见瓜沙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关系非同一般，于阗在归时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有力的外交盟国，二者互为左右臂。既然如此，于阗灭亡于黑韩王国，肯定对处在沙州的归义军政权产生极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黑韩王国不信佛教，信仰伊斯兰教，如此信仰佛教的敦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封存各寺院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便于1006年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并在洪辩影堂做些手脚以求掩人耳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是主张此说的代表者，也是研究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原因的代表学者，影响较大。

　　不管是为了逃避来自何方的战争威胁，通过对藏经洞的其它各方面的分析与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找到支持以上说法的蛛丝马迹：

　　莫高窟16窟甬道的壁画的时代应为曹氏归义军晚期作品，而这一层壁画的重修就是为了掩盖藏经洞所为，因此时代正是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再一次表明是在西夏人来敦煌之前封闭的事实，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有密切关系，因为象藏经洞封闭这样重要的事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一些大的事件或重要的因素才可以产生如此结果，而战争是最大的可能。

　　另一方面，为了封闭藏经洞，几乎收集了敦煌地区的所有寺院的佛经文书以及佛教艺术品，同时又整整齐齐地放入洞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把莫高窟16窟这样的最大窟完全重修了一遍，可见工作进行的用工量之大，也说明了这一活动的有条不紊和准备的充分，因此是敦煌人们的集体性活动，必当是受到大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所趋使，同样战争是最大的可能因素。

　　另有一种说法：

　　藏经洞被打开时，自地下至窟顶，堆满了经卷、彩幡和法器，它们是由敦煌各寺院集中封存在这里的；洪的影像不见了，显然是封闭前为了腾空地方、堆积经卷等物被清除出窟外。藏经洞自封闭之后，一直未曾打开，似乎很快就被遗忘，不久洞口甬道的墙壁被绘上了西夏风格的壁画。无疑这是一场非常事件，只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的后辈亲人和崇拜者早已被迫迁往他地，主管沙州军政事物的官员和佛教事务的僧官都已不是敦煌的土著，这种情况只有西夏完全控制沙州，即公元11世纪末年才会出现。据史实可知，藏经封闭于宋元佑八年（1093），主持封闭者为西夏派驻当地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原因是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喇汗王朝进攻瓜、沙州时摧毁佛教文物。绍圣四年（1097）初，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克沙州等地，将西夏的军、政、僧界官员及家属俘虏而去，因此，藏经洞封闭之事不再被人所知，以致西夏收复沙州后，在封闭的石窟上绘以壁画，从而使遗书遗物沉睡了八百多年。

　　二、废弃说：即藏经洞的宝物是当时的佛教或其它废弃物。

　　此种说法认为，藏经洞的藏品都是残破、过时、报废之物，在“崇圣尊经”观念支配下，这部分破烂文书、佛画仍然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废弃物”。因此，加以收集，予以集中封存。此说以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首创并为代表，之后中国学者方广昌也主张此说，并有充分的论证。斯坦因提出，藏经是特意为“神圣废弃物”而进行的。所谓“神圣废弃物”，是西北印度等地的传统，将因破旧等原因不再使用的佛经等有神圣意义的物品装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来。由于存在这样的作法，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等地发现过装着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的坛子，其中还有些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古语言呢。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曾经从事过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的斯坦因，对这种风俗自是并不陌生。就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还会对字纸十分尊重、敬若神明，如果你见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是否认为“神圣废弃物”之说还是有些道理呢？支持此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藏经洞发现的佛经、文书等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残片，或为两面写，一面佛经一面社会经济类文书，显然是纸利用。此餐在藏经洞也发现了大量的草稿、手稿、练习本、杂写杂画等基本在当时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东西，完全是废纸。方广昌的观点与斯坦因最接近，前者把时间定在敦煌曹氏政权的某一年，后者认为纸张流通的好转的历史环境导致了破旧写本的被废弃。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