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引述《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描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城邑。李学勤指出，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还有比陶寺遗址更久远的。为此，这些早期城址也往往被当成拼凑五帝传说的素材。

文字扁壶器形、文字临摹图。（摄影：孙纯霞）

一位小观众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扁壶。（摄影：孙纯霞）

中国历史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要从公元前841年算起，从此上溯的历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还有考古学。考古学家一次次从野外工作中打捞出曾经的记忆。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开。如今，学者们相信，中华文明最起源的记忆被转述为传说流传了下来，尽管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明真人、真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考古挖掘也许能渐渐揭开历史的真相。

眼下，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考古中华”展，其中的很多展品，比如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的亮相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对“神话时代”的新理解。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日。

陶寺遗址，尧舜居之？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为此，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曾说：“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进行了试探性的调查。考古研究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寻找晋南最重要的考古学遗址“陶寺遗址”。“结果出乎我们预料。”研究人员发现这一遗址的年代已经超出了夏的年代，与此同时还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绘龙纹陶盘。

随后，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朱乃诚清楚地记得，当时考古研究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万座，400万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发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别。依据对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执掌一方神、军、政全权，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和“王室”成员；有掌握部分权力、分属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绝大部分是下层贫民。“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朱乃诚介绍说，在大型墓中布满了种类繁多的随葬品。“这种社会等级的森严划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文明化进程。”

然而，“日本学者一直质疑陶寺为什么没有城。”1999年，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寺进行再发掘。古城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在发掘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疑似宫殿基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指出，大小城及城内宫殿、礼制建筑遗址的出现，表明都邑性意义的城市已经出现。唐尧时期晋南地区已建立了职能完备的城邦，已经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