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翰存

　　用贾平凹的说法，中国有三块地方值得行走，一是山西的运城、临汾一带，二是陕西韩城一带，再就是陇右了。因而，他便多次来到甘肃。期间写了一篇有名的《通渭人家》，开头就漫画似地描写当地。印象最深的，是写一间私人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上接受肌肉注射，擦了一个棉球，又擦一个棉球，大夫训道：五个棉球都擦不净？!老头说：河里没水了嘛。有人读了这篇散文，说贾平凹“丑化”通渭，让定西人难为情。其实，“丑化”倒不至于，没见他在文章后半部分起劲儿夸通渭，说如何有文化氛围，如何民风淳厚嘛。顶多，这是作家的一个打诨的手法，文学作品么，不写得俏皮有趣一点，这年头谁看。

　　近来贾平凹出了一本《定西笔记》，硬封皮，长篇散文。说实话，贾平凹的文笔，那还真有大腕的范儿，定西那么大，跑的地方那么多，但他写起来游刃有余，没给人觉得杂乱零散往一块凑，相反倒有章法，叙述也从容，行文也活泛。按说《定西笔记》的主题是严肃的，在文中透露出许多“农将不农”的遗憾，表达了对黄土地的热爱和对农耕文化的留恋。但是，他灵动的文风往上一跳，又习惯性窜到打诨八卦的方面去了，让人觉得搞笑。文中写进一户人家，“院子里却好大呀，坐着一个老婆子给一个小女娃梳头，捏住了一个什么东西，正骂着让小女娃看，见我们突然进来，忙说：啊达的？我说：定西城里的。她说：噢，怪冷的，晒哈。忙把手里的东西扔了，起来进屋给我们搬凳子。”接着还写朋友和司机调侃小女娃“捏了个啥”。这一段写的或许是真实场景，或许不是，因为场景里捉虱的细节现在农村已极少见。可这一颗虱子却不幸被贾平凹“捕捉”到，重返生活现场，并且被放大，变成一个事件，真是佩服作家的观察力。还有，写车子转过一块庄稼地，“一个人便在那一片掰了苞谷棒的杆子里，突然发现那个人是俩脑袋。车是一闪而过的，朋友和小吴坐在后座并没在意，我在副驾驶座上却听见了风里的说话：把舌头给我！舌头给我！司机说：咦，人吃人哩！”这一段描写更夸张，好像他长着千里眼、顺风耳似的，什么都能看清楚，什么都能听清楚。尽管他有意将情景设置得很“合理”，可细想想，怎么可能嘛！

　　类似的情节还有不少。比如写车过集市，撅着屁股挑选笊篱的人不仅不让路，“还把一把鼻涕顺手抹在了车上”；又如，写一个黑脸大汉的村长，正朝一户院门里的人怒吼，“指责猪屙在门口路上这么几堆，……院门里立即跑出个拿了锨和笤帚的妇女。他好像还气着，拿眼往巷头看，巷头一只狗碎步往这跑，突然停住，掉头又跑回去了。”哈，连狗见了都掉头跑，可见这村长的威风。必须承认，他的描写是活灵活现的，有民间气，有生活气，表现力十足。不过这种笔法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散文，而更像小说了。

　　是的，更像小说，贾平凹是在以写小说的架势写散文。这本来没什么不好，近年来一些散文大腕都在将小说的因素用于散文文体的写作中，从而拓宽了散文的某些表达困境，可读性也强，很是成功。贾平凹就是成功者中的一个。但是，小说因素在散文里的过分介入，还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影响之一，就是会破坏一些散文原本的周正面孔，散文也跟着小说嬉皮笑脸起来。情节和细节的虚构，写作手法的取巧，使得散文变得不那么真实、真诚了。

　　说这话，并非要否定贾平凹的散文成就，他的成就也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但他的散文，包括《通渭人家》，包括《定西笔记》，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上，似乎存在小说过分介入的问题。他是小说思维过剩了，往散文里匀。当然，从总体上看，《定西笔记》不失为一部很有心的作品，一篇有严肃内涵的作品，笔者只是不揣冒昧，就某些部分挑几根刺出来而已。